苏联自取其祸的民族政策，是怎样来的？,苏联的民族政策失败

1897年，罗曼诺夫王朝组织了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按照统计规则，“说小俄罗斯方言”的人（乌克兰人）和“说白俄罗斯方言”的人（白俄罗斯人）并入俄罗斯族一并统计。

这是俄国第一次明确以国民常用语言作参考，确定民族身份进行人口统计。沙皇政府不会想到，普查结果后来经过各种渠道流入社会，间接唤起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让帝俄底层俄罗斯人意识到，“这国”是沙皇和异族贵族的国，不是“我的国”。

两年后，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据统计，该国（不含芬兰大公国）总人口125680682人，约1.257亿人。统计结果还显示，俄国有119.3万名世袭贵族。其比例如下：

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贵族（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贵族人口比例的53%。与之对应的是，“俄罗斯人”83933567人，占总人口2/3；

排名第二的是波兰贵族，占贵族人口比例的28.6%。与之对应的是，波兰人790万，占总人口6.3%；

排名第三的是格鲁吉亚贵族，占贵族人口比例的5.9%。与之对应的是，格鲁吉亚人130万，占总人口1%；

排名第四的是鞑靼贵族（鞑靼语系和突厥语系），占贵族人口比例的5.3%。与之对应的是，鞑靼人584万，占总人口4.6%；

排名第五的是立陶宛贵族（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占贵族人口比例的3.4%。与之对应的是，立陶宛人260万，占总人口2%；

排名第六的是日耳曼贵族，占贵族人口比例的2%。与之对应的是，日耳曼人170万，占总人口1.4%；

其他民族的贵族比例为1.8%，对应人口比例12%。其中，犹太人500万，占总人口比例4%。

巧合的是，在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俄罗斯人占比不大，领导成员民族比例与帝俄贵族的民族比例大致相称。毕竟，能进入革命党领导层的大部分人来自知识阶层，至少是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而贵族阶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唯独与帝俄贵族比例不相称的，是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占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人调侃苏联是“异族王朝”。列宁时代是“鞑靼王朝”，因为列宁出生于喀山汗国故地辛比尔斯克。斯大林时代是“格鲁吉亚王朝”。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是“乌克兰王朝”。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是“哥萨克王朝”，因为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是“捷列克哥萨克”故地，契尔年科出生于帝俄叶尼塞省的“叶尼塞哥萨克”故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河畔）。

谈到苏联解体的表现形式和表面原因，都绕不开民族问题。朴素的历史观点认为，列宁的民族政策是宽松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残暴的，赫鲁晓夫的民族政策是放松的，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是收紧的，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是民主的。他们各自的民族政策看上去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贯穿的是同一种思维：“后妈思维”。

所谓“后妈思维”，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情操高尚、道德完美的“好后妈”，对不同的孩子加以区别对待。如果别人说这孩子是她亲生的，那她一定会严厉管束，如果别人说那孩子不是她亲生的，那她必百般纵惯安抚。

后妈思维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家庭的和睦，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她自己那变态的美德，以求世人的赞美和表扬。为了吸引别人赞其高尚，所谓的“好后妈”不惜将她人为制造的差别待遇昭示天下。

后妈思维的恶果有三个：第一，过于严厉或者过于纵惯，都会给孩子造成人性的扭曲，使他们对家长和家庭始终怀有不满情绪；第二，把不同孩子分成三六九等，人为制造了家庭矛盾，让家里后患无穷；第三，“好后妈”片面在意别人怎么看，无意中把某些对这个家不怀好意的人推上了道德法官的位置，反将自己置于受审者的被动地位。

那么，苏共这个“好后妈”想证明什么呢？他们想证明，自己优于沙皇政府、优于临时政府。

在沙俄统治者的君父思维中，各民族都是这个家的儿子。有所区别的是：俄罗斯是“嫡亲长子”，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基辅罗斯公国留下的东斯拉夫民族“嫡亲次子”，其他非斯拉夫民族是“庶子”。

历代沙皇视东斯拉夫民族为国家主体，视俄罗斯族为主体的主体，视其他民族为非主体民族。后来，斯大林也多少继承了这种君父思维。联合国成立时，斯大林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争取了联合国成员国席位。

十月革命后，驱散“全俄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先后发生，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两件大事四面树敌，引发内战。想打赢内战，就需要拉拢非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为了显示与白卫军的不同，进而显示出与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不同，一直在与“大俄罗斯主义”作斗争，坚决杜绝“亏待”非俄罗斯民族，无意中形成了类似后妈思维的政治思维。

在奇葩的后妈思维影响下，1922年苏联成立后制定了奇葩的民族政策，人为地制造出民族隔阂，发展成政治、经济、语言、教育、社会福利甚至法律等领域的各种不平等。在此基础上，苏共陆续划分出以民族名称命名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和二十个自治共和国，并承诺各民族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自由，写入宪法。

后妈思维自列宁时代起，一直根植于苏联历代领导人的头脑之中。他们在民族政策领域形成思维惯性后，一边自我褒扬地歌颂徒有其表的“民族和睦”，一边把被他们人为制造出的民族隔阂归咎于“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人能跳出这个狭隘思维圈子，想出新办法解决问题。

很快，苏共就落得两边不讨好。在俄罗斯看来，自己的劳动果实和资源禀赋经常被贴补其他加盟国，还要被迫接受现实中“弟弟们”的各种特权；在其他民族看来，俄罗斯人在历史上欺负过自己，现在付出是应该的，自己的资源被俄罗斯人主导的联盟中央肆意调配，本就存在剥削，而苏联各级干部又以俄罗斯人为主，自己在话语权方面本就吃亏。

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出现的后妈思维，源于他们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主观盲目地用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来阐释民族问题。他们把俄国和苏联的民族矛盾概括为两个层面。

在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国家层面，划分出统治阶级民族和被统治阶级民族，把俄罗斯的扩张判定为追求对周边民族的统治，动辄以“大俄罗斯主义”给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扣帽子，后来又发展成援引列宁原话，批判斯大林是“大俄罗斯主义”。

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各民族内部，划分出剥削、压迫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把民族矛盾归罪于各民族内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并解释成“阶级异己”在思想领域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带入苏联时期，随时揪出一些人，予以肃反镇压或政治批判。

可问题是，民族矛盾只是政治概念，人们生活中具体的民族矛盾都是源于民族歧视。

这个世界从来只有发达对落后的歧视、强大对弱小的歧视、富裕对贫穷的歧视，从来就没有民族对民族的歧视。即使有民族对民族的歧视，也是那些发达、强大、富裕的民族对落后、弱小、贫穷的民族的歧视，而不是人口多数民族对人口少数民族的歧视。

欧美列强那几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少吧，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大陆、中东板块的某些民族人口多吧？那么，自殖民地时代以来，是谁歧视谁呢？

苏联的民族政策缘木求鱼，为内外敌人联合搞垮苏联创造了机会。他们共同制定了看似自相矛盾的宣传招数：一方面，大肆宣扬俄罗斯族在苏联体制下吃了大亏，另一方面，大肆宣扬非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体制下饱受压迫和剥削，没有获得苏共承诺的独立与自治权利。

神奇的是，这种看似对立的理念居然同时得到了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的赞同，成为苏联各族人民共同解体苏联的心声。1989年，一位名叫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的俄罗斯族作家看透了他们煽动民族问题的反苏目的。

1989年5月，苏联首届人代会召开，当选大会代表的这位作家发言时说道：“自二战以来，我国强大而牢固的根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动摇与威胁。我们俄罗斯族人一贯尊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兄弟们，那些指责俄罗斯族人具有沙文主义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说法，纯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谣言。可以说，他们玩弄的手段相当巧妙，仇俄思想不仅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蔓延，而且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虽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却遍及全国，他们将反苏和反俄的口号混为一谈。”

紧接着，这位作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表现得很活跃，他们企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以便使他们能够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对此我无权提出异议，你们当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俄罗斯族人一贯乐于助人，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落后和贫穷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这样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也可以帮助俄罗斯解决许多现有的和今后出现的问题。”

人民投票选出的代表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言，居然针对民族问题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国家也真是没救了。

可是，多民族国家就一定会有民族问题吗？

所谓民族问题，基本属于文化（文字、历史）领域和生活（习俗、传统）领域范畴，即由于精神生活方式差异和物质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不同民族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会”。这种“误会”以及由“误会”产生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丰富不同民族交流、鼓励不同民族沟通、加深不同民族了解予以解决。

一句话，外化共同点，内化不同点，努力营造共识，自觉尊重私权。

苏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不设法淡化民族界限，反而固化民族界限，用联邦制匹配出“你有你的国、我有我的国、你我可以自由退出我们的国”的制度观念，把本属于文化和生活领域的问题引入经济和政治领域。

苏共的经济制度要求，不同加盟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低价售出自己的产出，以表面上的相互补贴，用以显示民族团结，实际的效果却是，大家都感觉自己在吃亏；苏共的政治制度稍好，但也人为制造出若干“民族优越感”，以表面上的尊重少数，来彰显民族和睦，实际的效果却是，衍生了新的不平等。更加愚蠢的是，苏共把这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法律体系，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后来的改革者投鼠忌器。

苏共民族政策的最大误区是，把民族平等片面理解为“族与族的平等”，而不是“人与人的平等”。苏共不应将民族问题等同于民族矛盾，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将民族问题的含义限定在社会生活层面，限定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运用法律手段，不偏不倚地解决不同民族公民之间的误会与冲突。

倘使苏联的民族政策能够崇尚法治、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不同民族的每位公民予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所有人就都会明白：

自己在享受自己民族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尊重他人民族权利的义务；自己之所以受人尊重，不是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因为自己同样尊重他人；自己不仅有本民族的同胞，还有这个国家的同胞；国家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会，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本民族的一份子。

只有形成这种共识，不同民族的人们才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进而坚信：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能够保护他们权利、值得他们履行义务的多民族国家是正义的，是远胜于帝国主义国家的。

对于民族问题，苏共愚蠢地自视为后妈，还让苏联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也把苏共作为后妈来审视、来批评。最后，苏联在内外夹攻中土崩瓦解。

永远不要给对手和旁人审判你、质问你的机会，永远不要因为争面子，就着急忙慌的去自证。一旦陷入自证的执念，就是失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