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芯片保护费”：黄仁勋的豪赌与科技战新规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蒸汽猫TechMore，作者：沸腾的豌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5年的夏天，一则消息在华盛顿、硅谷和北京之间引爆，其冲击波至今仍在扩散。
这并非又一次寻常的关税加征，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实体清单更新。这是一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玩法。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和超威半导体（AMD）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协议：两家公司获准向中国出售特定的人工智能（AI）芯片，但前提是，必须将销售收入的15%上缴给美国政府。
这笔钱，既非关税，也非罚款，更像是一笔为了获得市场准入而支付的“保护费”。
消息一出，全球科技界为之震动。贸易专家称之为“贿赂与勒索的混合体” ；国会议员怒斥其为“拿国家安全当赌场筹码”；而身处风暴中心的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则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总统的又一次会面。
这不仅仅是一项政策，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美科技战的规则正在被彻底改写。曾经那个由法规、程序和多边主义构筑的“小院高墙”战略，似乎正在被一种更直接、更具交易性、也更充满个人色彩的“收费站”模式所取代。
在这场由总统亲自操盘的“小交易”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商业博弈和国家战略？黄仁勋和他的AMD同行苏姿丰（Lisa Su）为何会接受这看似“屈辱”的条款？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解构这场正在重塑全球半导体格局的惊天交易。
要理解这项协议的颠覆性，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本质。
许多人最初误以为这是对“利润”征税，但事实远比这更直接，这是对特定芯片在中国市场销售“收入”（Revenue）的直接抽成。这意味着，无论英伟达和AMD在中国市场是赚是亏，每卖出100美元的芯片，就要先拿出15美元放进山姆大叔的口袋。
“保护费”换“通行证”
根据多方信源和白宫官员的证实，这项协议的核心条款是：英伟达和AMD同意，将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特定AI芯片（主要是英伟达为中国定制的H20和AMD的MI308）所产生收入的15%，上缴给美国政府。作为交换，美国商务部向它们颁发了被禁已久的出口许可证。
此举彻底颠覆了美国沿用数十年的出口管制体系。通常，出口许可证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根据明确的国家安全法规进行评估，许可证本身从不附带任何费用或收入分成条款。而这一次，规则被完全绕开了。
贸易专家、新闻机构乃至国会议员，几乎异口同声地将此协议形容为“不寻常”、“史无前例”。一位专家尖锐地指出，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相当于企业可以通过“付费通关”（pay-to-play）来规避国家安全限制。
总统的“小交易”
这项政策的出台，带有浓厚的特朗普个人风格。他本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毫不避讳地公开了与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谈判细节。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我说，‘听着，如果我要为你，为了国家……批准这件事，我想要20%。’……然后，他说，‘你能不能要15%？’所以我们谈成了一笔小交易（a little deal）。”。
寥寥数语，将一项关乎全球两大经济体、价值数千亿美元产业的重大决策，描绘成了一场总统与企业CEO之间如同菜市场般的讨价还价。这不再是基于法律和规则的制度化流程，而是一场个人化的交易。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据报道，这次关键的谈判发生在黄仁勋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仅仅两天，美国商务部便火速开始发放出口许可证。高层个人干预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清晰得令人不安。
“贿赂与勒索”的指控
这种做法自然引来了山呼海啸般的批评。
“这是贿赂与勒索的混合体，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可能不合法。”一位专家在接受BBC采访时直言不讳 。
更核心的法律挑战来自美国宪法本身。宪法的“出口条款”（Export Clause）明确禁止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征税。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没有先例，很可能是因为出口税是违宪的。”他认为，无论你把它叫“费用”（fee）还是别的什么，占销售收入15%的抽成，“就像标准的税收一样” 。
这种将贸易执法“总统化”的趋势，并非孤例。此前，特朗普也曾通过个人干预，为承诺在美国投资的苹果等公司提供关税豁免 。这种模式的系统性出现，催生了一种全新的“CEO外交官”现象：企业能否获得优惠待遇，不再取决于其是否遵守法规，而是取决于其CEO能否与行政首长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
这从根本上削弱了负责管理贸易与安全的政府机构（如BIS）的权威性和可预见性，为所有跨国公司带来了全新的、高度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
表1：15%收入分成协议概览
为了给这项颠覆性的政策辩护，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给出了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这些解释拼凑在一起，如同一出罗生门，揭示了其背后政策制定的复杂动机，即国家安全、贸易博弈与财政目标被前所未有地搅和在了一起。
逻辑一：“过时芯片论”
为了给恢复芯片销售找到台阶下，特朗普总统亲自出马，公开淡化其国家安全风险。他多次将英伟达的H20芯片描述为“过时的”（obsolete），并声称“中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拥有了它”，甚至点名中国的华为公司也生产功能类似的芯片 。
这套说辞旨在论证：既然我们卖的不是最先进的，甚至是“落后”的，那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安全威胁。
然而，这套说辞充满了讽刺。首先，H20芯片本身就是英伟达为了遵守拜登政府时期较为宽松的出口管制而专门设计的“降级版”产品。特朗普政府先是在2025年4月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管制，叫停了H20的出口，几个月后又以“过时”为由，通过这项收费协议予以放行。政策的摇摆和矛盾，可见一斑。
逻辑二：“稀土交换论”
这项芯片协议并非孤立事件。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明确表示，允许芯片销售，与一项更广泛的美中贸易协议有关，该协议旨在确保美国能够从中国获得稀土磁铁的稳定供应 。
这番表态，等于承认了出口管制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国家安全工具，沦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谈判桌上的筹码。它暗示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性”策略：用一个被自己认定的国家安全风险（出口芯片），去交换一个战略性的经济利益（获取稀土）。
逻辑三：“技术上瘾论”
商务部长还抛出了另一套更具争议的战略逻辑：向中国出售足够多的次先进芯片，目的是让中国的开发者“对美国的技术栈上瘾”（addicted to the American technology stack）。
这个策略的核心思想是：与其完全切断供应，逼迫中国加速发展完全独立的替代方案，不如用性能尚可、生态成熟的美国芯片“拴住”中国的开发者，从而巩固美国长期的技术领导地位。卢特尼克直言：“我们希望中国人继续使用美国的技术栈，因为他们仍然依赖它”。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赌注。批评者认为，即便提供的是降级版芯片，任何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都可能成为催化剂，刺激中国的本土创新，帮助其补齐短板、缩小差距，最终反而会削弱美国保持领先的目标。
逻辑四：“为国创收论”
在所有解释中，特朗普总统本人的说法最为简单粗暴，也最接近真相的核心：为美国财政创收。
他对黄仁勋说：“我希望你为我们国家支付一些东西”。这番话，将“创收”这个本不该出现在国家安全议程中的词，堂而皇之地摆上了台面。
然而，出口管制体系的设计初衷是维护国家安全，而非充当财政部的提款机。批评者认为，这种功能混淆不仅可能不合法，而且极其危险，因为它将国家安全工具与财政工具画上了等号，为未来任何以“创收”为名的国家安全妥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这四套逻辑相互交织，甚至彼此矛盾。比如，“过时论”与“上瘾论”就很难自洽：如果芯片真的过时且中国已有替代品，那它又如何能成为让中国技术生态“上瘾”的有力工具？
这种战略上的不连贯性，向盟友、对手和产业界都发出了混乱且不可靠的信号。尤其是那些曾被美国费力说服、加入多边技术管制体系的盟友（如荷兰、日本），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原则，随时可能为了一笔“小交易”或是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被随意出卖。
在这场地缘政治的风暴中，英伟达和AMD的CEO们如同在钢丝上跳舞。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艰难抉择。
数十亿美元的算盘
15%的收入分成，意味着一笔真金白银的巨大成本。
我们来算一笔账。根据公开数据，英伟达上一财年的中国区收入约为170亿美元，占其总销售额的13%；而AMD在2024年的中国区收入为62亿美元，占其总销售额的24%。分析师预测，如果销售额恢复到禁令前的水平，美国政府每季度可能因此获得数亿美元的收入。
这笔新增的成本，是在两家公司已经因出口禁令而蒙受巨额损失的背景下出现的。AMD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中，因MI308芯片的销售限制，计提了高达8亿美元的库存及相关费用 。英伟达也曾警告，出口限制可能导致其季度收入锐减80亿美元 。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15%的协议代价高昂，但与彻底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相比，它似乎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这是一种为了避免更大财务灾难而付出的“买路钱”。
CEO化身说客：黄仁勋的胜利？
这项协议的达成，堪称现代企业在个人化政治环境中进行游说的经典案例。
英伟达CEO黄仁勋无疑是这场博弈中的关键角色。在协议达成前，他多次高调访问白宫，并与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6。这些在镁光灯下的举动，最终被证明在促成交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英伟达的官方声明也堪称滴水不漏的典范：“我们遵守美国政府为我们参与全球市场制定的规则……我们希望出口管制规则能让美国在中国乃至全球参与竞争” 。这番话，既没有直接承认交易细节，又巧妙地将自身立场与“促进美国竞争力”的宏大叙事绑定，姿态可谓相当高明。
相比之下，AMD的CEO苏姿丰则低调得多。AMD公司多次拒绝置评或未回应媒体的问询。苏姿丰本人的表态也更为笼统，仅表示正与政府进行“密切对话”（close conversations），并强调需要在国家安全和技术推广之间寻求“平衡”。
从企业战略角度看，这项协议代表了一种“风险转化”策略。它将一个灾难性的、非黑即白的风险（即被完全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转化为一个可管理的、尽管高昂的运营成本。这表明，企业并非被动地接受政府指令，而是主动参与塑造了这个非传统的解决方案。
他们可能将15%的收入分成视为一种新的“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这远比彻底放弃一个占其销售额举足轻重的市场要好得多。
市场的冷淡反应
出人意料的是，资本市场对这一重磅消息的反应相当平淡。在协议被证实当天，AMD和英伟达的股价仅微幅上涨或基本持平 。
这种“波澜不惊”可能说明，投资者早已将政治风险计入了定价。对他们而言，这个虽然不完美且代价高昂的方案，至少消除了市场被完全封锁这一更大的不确定性。靴子落地，总比悬在空中要好。
然而，从长远来看，该政策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更深层次的波动性。它开创的先例意味着，未来任何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都可能面临类似的临时性谈判和财务征收。这使得对该行业的长期收入预测，变得愈发困难。
这项协议一经披露，便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和深刻的法律质疑。其争议性之大，甚至在通常党派对立严重的华盛顿，促成了一种罕见的跨党派共识：共同的谴责。
两党一致的炮轰
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导人，罕见地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对协议的“法律依据”表示严重担忧，并警告称，这种为了获取收入而激励政府发放许可证的做法，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
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的措辞则更为激烈，称之为“对出口管制的危险滥用，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并直指这不应是“伪装成国家安全政策的创造性税收方案”。
这种来自两党的共同反对意义重大。它表明，该政策不仅在党派间存在争议，更在专门负责监督中美政策的议员群体中被视为异端，严重偏离了如何管理两国关系的主流共识。
违宪的“出口税”？
如前所述，该协议面临的核心法律挑战源于美国宪法对“出口税”的明确禁止。
保守派专家的批评，让这一法律争议更具分量。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观点极具代表性：“用安全换取收入，实际上等同于削减国防预算”。
这一宪法层面的争议，使得该协议的长期可持续性备受质疑。它几乎肯定会在联邦法院受到挑战，而一旦被判违宪，整个模式将土崩瓦解。
潘多拉的魔盒
批评者认为，该协议最深远的危害在于它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它建立了一种“付费通关”模式，即国家安全限制可以通过金钱交易被规避。特设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警告说：“芯片出口管制不是谈判的筹码，也不是赌场的筹码。我们不应该拿国家安全去赌博以增加收入”。
这一先例可能激励未来的政府或机构，将出口管制的威胁作为杠杆，向企业勒索财务让步，从而从根本上腐化出口管制制度的宗旨和信誉 。
从更深层次看，这项政策造成了一场宪法层面的权力冲突。它使得行政部门在外交、商业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巨大裁量权，与宪法对出口税的明确禁止以及国会的专属征税权，发生了直接碰撞。
这为一场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法律战埋下了伏笔，其判决结果将对未来美国行政权力的边界产生深远影响。
当华盛顿和硅谷还在为这15%的“保护费”争论不休时，大洋彼岸的中国，用一套组合拳给出了自己的回应。这套回应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安全疑虑、需求抑制和国产替代。
这使得英伟达和AMD即使拿到了美国的“通行证”，也可能面临在中国市场“无路可走”的新困境。
“特洛伊木马”的担忧
面对美国放行的H20和MI308芯片，中国政府并未表现出欢迎的姿态。相反，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已明确建议国内企业，尤其是在涉及政府或国家安全的项目中，避免使用这两款芯片 。
理由很简单：国家安全。
中国官员担心，这些美国芯片可能包含未公开的“后门”，例如具备位置追踪或远程关闭等功能。尽管英伟达对此类指控予以“强烈否认”，但这种怀疑本身，已经成为抑制市场需求的有力武器。
这一举措，给两家美国公司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挑战：它们费尽心力、甚至不惜“割肉”换来的出口许可，现在却可能因为中国买家的“安全顾虑”而变成一张废纸。
国产替代的崛起：华为昇腾910B
中国的自力更生战略，并非一句空话。它背后，有日益强大的本土产品作为支撑。
华为公司推出的昇腾（Ascend）910B芯片，已被业界广泛视为英伟达H20的直接竞争对手。根据路透社的分析，虽然H20在互联速度等特定方面可能仍有优势，但昇腾910B在一些关键性能指标上（如FP32算力）已能与之匹敌甚至超越，并且在定价上极具竞争力。
一个性能相当、价格有优势、且不存在“后门”担忧的国产替代方案的存在，为中国企业响应政府“购买国货”的号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在科技战中的底气。
产业界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行业协会也迅速与政府形成了统一战线，公开谴责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称美国的政策是“武断的”，并警告称其制造了“不确定的产业氛围”，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互信合作精神。
其他行业协会，如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则更进一步，宣称美国芯片“不再可靠，不再安全”，并呼吁谨慎采购。
这种来自政府和产业界的协同反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它将美国的政策，巧妙地转化为催化剂，用以论证加速国内投资、研发和实现半导体独立自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从深层影响来看，美国旨在制造杠杆和依赖的政策，正产生一种事与愿违的悖论效应：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中国关键技术堆栈的“去美国化”进程。
美国希望通过出售“降级版”芯片来维持中国对其技术生态的“瘾”，但这一策略显然误判了中国的战略优先级。对于中国而言，技术主权和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早已超过了使用美国芯片所能带来的那一点边际性能优势，尤其是当这些芯片还附带了屈辱的政治条件和可感知的安全风险时。
结语：科技战的新范式，从“遏制”到“榨取”
这项15%的收入分成协议，绝不仅仅是一项孤立的、奇特的贸易安排。它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一个关键的棱镜，折射出中美科技战的底层逻辑可能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从“小院高墙”到“收费站“
该协议代表的策略，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政府的策略是，联合盟友，对少数关键核心技术（小院）建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出口管制（高墙）。
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则更像是单边主义的、交易驱动的。与其说是建“高墙”，不如说是设“收费站”。它不再寻求与盟友协同，而是直接向企业和国家施压。
从“遏制”到“榨取”
更根本性的转变，在于战略目标的位移：从遏制（Containment）转向榨取（Extraction）。
以往的出口管制，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还是拜登时期，其核心目标都是阻止（Contain）中国获得关键技术，以减缓其军事和科技发展，维持美国的技术代差。
而15%的协议则完全不同。它明确允许技术流入，条件是对方必须为此付费。其目标不再是纯粹的封锁，而是货币化的、有控制的准入。
这将国家安全，从一个不可谈判的、神圣的原则，变成了一个可以标价的、可交易的商品。
这种“榨取”模式，与特朗普政府另一项更广泛的贸易威胁并行存在，即对所有半导体进口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这两项政策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政策环境：一家公司可能既要为向中国出口芯片支付15%的收入分成，又要为其在美国运营所需而进口的芯片支付100%的关税。
当然，这项100%的进口关税威胁也附带了一个类似的、个人化谈判的豁免条款：承诺在美国进行生产制造的公司将不受此关税影响 。这再次强化了通过临时性、交易性豁免来迫使企业采取特定行为的政策模式。
表2：中美半导体管制政策对比分析（特朗普政府 vs. 拜登政府）
这种“榨取”模式未来可能被推广到半导体以外的其他战略领域（如生物技术、量子计算），从而塑造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类似于外国和跨国公司必须向美国政府付费“收保护费”的未来，才能进入其市场和获取其技术，否则将面临惩罚性关税或制裁的威胁。
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而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已经来临。CEO们被迫成为外交官和谈判者，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终，这项15%的协议，无论其最终能为美国政府带来多少收入，它所造成的战略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它不仅重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版图，更可能动摇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根基，将世界推向一个更加碎片化、更不稳定、也更由强权而非规则主导的未来。
而对于所有身处其中的玩家来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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