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杨某某诬告案发酵，让事情进入了新阶段,杨某某武汉大学

文 | 天书新华门的卡夫卡

武大杨某某诬告案随着杨某某辩护律师相关NGO背景曝光，以及有75万成员的“豆瓣生活组”等组织进入大众视野，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极端性别对立群体势力在我国愈演愈烈的担忧。

而学者沈逸在最新视频节目中对武大诬告案及背后现象的阐述，被认为这个级别的学者这么直接深入的参与这类话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多数网友认为沈逸教授的论述很精辟，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沈逸把矛头指向境外NGO，回避了所谓的“拳塔一体”（当前一些人认为我国基于马恩传统，左翼政党底色，或者是基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之类，总之认为基于一些原因，天然存在着放任纵容“极端女拳”的土壤）

就像目前键政圈存在的不少或有逻辑或没逻辑的暴论，多少都附带着情绪价值取向那样，这种“拳塔一体”的表述也充满着特定的情绪价值。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梳理清楚当前这个版本的极端性别对立思潮的本质特性是什么。

欧美性别主义浪潮在发展至如今全世界人所共知的极端激进形态后，呈现出的一个根本趋势就是“性别本质主义”。在这种视角下，两性的差异彻底被定义成一种由基因带来的道德上的好坏与优劣，人类的历史完全变成了一种坏基因压迫好基因的历史，战争，饥饿，剥削，不平等也完全变成了由雄性基因缺陷所推动的产物。与之相对的，远古“母系社会”概念则被重新描绘成一种“睡大街也有人给盖被子”的伊甸园神话。

基因决定论当然不是新东西，自近代科学兴起，男女间的生理差异，性格差异，社会分工差异等就常常被从进化和基因，繁衍激素等方面进行解释。但当时的基因决定论总体上跟今天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性别本质主义还有根本的区别。

在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浪潮中，一方面是资本和社会大生产、商品经济和文化消费体系需要更多劳动力、选票和消费者，一方面是左翼思想、工运浪潮、人道主义、平权思想等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实现每个人基本的权利保障，两性地位的变化和其他斗争博弈一样，最终都汇合指向了如何建立与现代工业社会配套的整体社会结构。

所以，基因决定论和反基因决定论的斗争不是为了给哪一方开除人籍，而是为了在这种新型社会结构中维护/争夺自己的位置。

冷战之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共运转入低潮，内部普遍走上福利主义和调和主义，各阶层依靠新殖民体系和全球分工框架共同对外榨取利益维持整体地位，实现内部调和的道路。

同时，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们或借二战，或借冷战，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而全球分工链条的出现又让不直接从事工业生产而攫取工业利润成为常态，这让西方社会开始出现大量的脱产人口。也就是说，一二战时期那种妇女凭借劳动主体地位进行社会博弈的路径效果被严重消解了。

而冷战后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者们，多数人要么放弃了通过革命达至全球公平正义的理想，要么实质上默认了二战后的整体国际秩序，这样也就放弃了暴力和经济斗争的思想道路。毕竟只在一国之内进行暴力和经济斗争追求内部平等，对外却维持自身的剥削者位置不变，那无非是另一种法西斯。

所以这些左翼知识分子转而追求实现“内部进步”，通过非暴力和经济斗争的方式实现多元平等。要通过非暴力和经济斗争去实现性别和多元平等，性别的社会建构论就开始大行其道。

激进的建构论者否认男女在社会分工，性格气质，审美取向等等的差异是由生理差异决定，而是认为主要由父权社会带来的文化建构和社会规训形成。打破这种规训就需要社会景观革命，日常生活革命，微观权力革命……以语言学转向，文化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性别操演等理论资源为基础，就构筑出了一套避开暴力和经济斗争的性别主义理论。

在版本进入性别本质主义的今天，建构主义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一些名字仍然被拿出来当成神主牌频繁使用（最典型的比如上野，或者这几天吵起来的波伏娃，至于朱迪斯巴特勒这种性别操演理论的奠基者，反而因为名字太长书太难懂等原因很少被提起），但建构主义者跟今天的性别本质主义已经存在着从理论到目的上的严重冲突。

虽然在西方思想界进入冷战转向后，由于告别了革命，对暴力开始更多的进行一种唯心的庸俗化的解构。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新一轮工业革命，仍处在高速增长中，暴力及构筑与暴力之上的秩序，军事和生产力仍是西方世界维护自身地位的基石。所以思想界对暴力进行解构和贬抑还没到否定暴力本身的地步，而是希望通过平权和多元化让暴力的构成和属性发生改变。

所以性别建构理论本身是在说“无关性别，我也可以掌握暴力”。比如些年互联网科普还不太发达时，颇为流行的“女性通过系统训练的肌肉量可以不输男性，过往女性的肌肉含量低是因为社会规训”，就是建构理论的一种民粹化极端化体现。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开始让西方病入膏肓，尤其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暴力越来越成为让西方恐惧甚至致命的东西。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去工业化造成了两方面后果，一是不论你是男权社会还是女权社会，走上去工业化道路之后，整个社会的文明成果最终都会无法守住；二是去工业化之后，你再去在自己的社会中建构“性别只是一种境遇，我也可以掌握暴力”就失去作用了。一个社会整体都在丧失维系生产力，维系掌握暴力的能力，那你是男是女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社会思潮总是伴随着社会现实而发生，并致力于中介，影响，改变社会现实本身的。不同阶段的两性理论，性别思潮背后都有不同的历史进程。所以看下目前的历史进程，性别本质主义因何种背景而产生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资本主义先发地区已经丧失暴力优势的情况下，从对暴力的贬抑走向彻底否定，用非暴力的方式摧毁暴力，以及构筑其上的生产力和秩序，就成了一种狂热幻想，性别本质主义就是这种非理性幻想的表征。（至于我国为什么性别本质主义也开始流行，只要不是性别本质主义入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理解）

这并非说之前的建构主义就已经退版本了。比起建构理论的复杂知识体系和学术生产机制，性别本质主义呈现出简单化，二元对立化，群体极化等特征，是属于互联网后现代土壤的新型民粹运动。一方面性别本质主义者仍要碎片式的借用建构主义中的理论话语和学术权威为自己背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利于二元化和极化的东西，要么无视要么打倒。

篇幅有限，这里只简略从历史唯物视角梳理西方冷战之后的性别问题变化逻辑，不过以此脉络对比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性别问题变化，结合沈逸教授视频节目中的阐释，读者们也能自行得出不少结论。

回到开头的问题。在我国传统文化也好，社会主义传统也好，改开之后叙事也好，都没有性别本质主义这种一神教二元对立思维的本土根源。至于建构主义，曾经比如我国当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也属于一种没搞复杂理论建构，但直接进行社会劳动实践的建构主义。这种实践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通过前面的梳理以及沈逸教授视频中对劳动报酬问题的阐述也不难明白失败的原因。

所以，对于一个仍在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的社会来说，各种乱象用“拳塔一体”来解释，不仅缺乏深入的解释力，反而还混淆了真正的内外问题。当前的很多乱象和不作为，其实更多是我国的行政发包制体系运行中的某个截面。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借助于组织社会学方法，我们可以打开过往这类“理论黑箱”。

我们知道，从革命源起的“党和国家”体制是一个高度绩效化的评价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指标体系是分不开的；而前三十年时期也并非没有绩效考核，只是绩效体系的中心维度不是经济指标罢了。在当下，我们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中心，再度发生转变，这是诸多矛盾上浮的诱因。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考评，在行政发包制的作用下，大幅向各个层级、各个层面进行了权力让渡，允许其根据自身需要和意图进行剩余分配。

举个例子，许多单位的附设机构，比如某某大学校医院，一直以来是用以解决家属子女随迁随调、解决就业的，入职女性干部职工往往是“谁的老婆，谁的女儿，谁的儿媳”。这样的部门，遇到诸如“夜班，下乡，出差”等情况，安排多是不公平的，因为对这类女职工的“关照”是将女性获取特殊权益作为一种额外支付给其依附者的“福利”。当然，如今的依附关系，性别反转的情况也是有的。

而从更一般的情况来说，某些掌握公权力的腐败分子关照其特定关系人，某些私营部门掌权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控制企业，也逃不脱“依附性关系”—剩余分配的两个维度。这个截面结合社会发展不均衡，在过往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被或深或浅的通过运动治理或制度建设矫正，或者拖延不决。没有更好的机制消除这种截面，那即使没有性别问题乱象也会产生其他乱象。

当前中文键政圈中因为对外战略，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现状，颇有一种把锅都甩给左翼和共运，以及强行把中国的左翼道路和欧美的进步主义混为一谈的风气，喜欢批判左翼“保进步主义的守”。这几天关于萨特与波伏娃的争论就是一例。同时，与此相对，左翼理论，阶级理论等等传统思想资源的解释力在性别，民族领域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式微，与极端女拳进行魔法对轰的各种极端言论也在频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