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莫高窟，且哭且笑且徐行,千年莫高窟 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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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在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发生了一件“大事”。
道士王圆箓在雇人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在16窟北侧意外发现了一个新的石窟。
小小的石窟内，堆满了包裹。
后经调查，这里藏着的是 4-11 世纪的写经、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 5 万余件，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西夏、梵、回鹘等多种古文字。
这个小小的石窟，就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莫高窟“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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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生于湖北麻城，后在酒泉一带成为道士。
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那段岁月里，他成了以佛教雕塑、绘画闻名于世的莫高窟的“看门人”。
王圆箓虽然是个道士，但很显然，他对宗教并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他对于文物更是知之甚少。
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曾经写道，王圆箓看到莫高窟内那些绘满壁画的墙壁在经过数百年、上千年的岁月洗礼之后显得黑糊糊的，于是，他“好心地”买来石灰，扎了刷子，认认真真地将部分墙壁刷成了白色。
他哪里知道啊，他每一刷子刷下去，都成了关心文物保护的中国人心头的一道“血痕”。
让这样一个人来当千年文化宝库莫高窟的“看门人”，本身就是那个荒谬的时代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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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虽然愚昧，但他终究知道，那一大堆古物，毕竟不是小事。
他给满清政府的当地官员报告了此事，也有一些官员对此表示了或大或小的关心，但是，在1900年6月22日前后，从北京城到中国西北，满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到总督、巡抚，他们显然有“更紧迫”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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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前后一年里，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坚船利炮屡战屡败的晚清，已经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前夜。
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底层人民用最朴素的方式对列强的欺压和凌辱发出了充满暴力的反抗。
但是吗，这种反抗反而遭到了列强更加残酷的打击。
1900年6月前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
慈禧太后，这个善于玩弄权术、贪图享受却又胸无大志的人，竟幻想利用义和团来打击列强。
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廊坊之战爆发。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6月21日，清廷被迫向列强宣战，史称“庚子事变”。
7月14日，天津沦陷。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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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后与帝仓皇出逃之后，北京城陷入无政府状态。
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彰显“胜利者”的姿态，策划了一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阅兵仪式。
1900年8月28日清晨，在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2个多月后，八国联军部队在大清门至天安门之间的千步廊集结，随后依次穿越天安门、端门、午门，进入紫禁城。
为了“破除紫禁城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八国联军并未沿中轴线穿越太和殿等核心宫殿，而是在清廷官员引导下，绕行右路，经御花园，最终抵达神武门外广场。
侵略者们按比例派出小分队，俄军哥萨克部队、英军海军陆战队等依次受阅，现场还演奏了各国国歌。
他们甚至在太和殿的龙椅上拍照留念，随意地、狠狠地将清朝皇权的权威、将中国人的尊严，践踏在脚下。
100多年后，看到此次阅兵的细节，我的内心仍充满了悲愤之情。
一个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亡不足惜。
但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民族，主权和尊严遭受空前的践踏，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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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你说，在这个时候，还有谁会去关心，在距离北京城2000多公里外的荒漠里，有人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窟？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毫无用处”残卷和古物？
但是，文物就是文物，愚昧会冷落它，但别有用心的掠夺者却不会放过它。
在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那些并非没有文化的满清官员，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抢救和保护这批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瑰宝，他们只是象征性地要求王圆箓就地保存。
“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外国人的耳中。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来了。面对他的，不是戒备森严的军队，也没有恪尽职守的官员，而是一个愚昧的道士。
斯坦因拿出200两白银，这对于王圆箓来说，是一笔巨款。
斯坦因更拿出了一套侵略者会反复使用的说辞——“这是一批宝贵的文物，但是，放在这里，你们保护不了，也研究不了，我们把它带到伦敦去，让它大放异彩。”
说服王圆箓的，到底是斯坦因的那200两白银，还是这套充满了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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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斯坦因利用王圆箓的无知和贪婪，以 “保护” 文物为名，用少量银两骗取了大量敦煌藏经洞（第 17 窟）的珍贵经卷、文书、绘画等。据记载，他盗走的文物包括约 7000 件完整经卷、500 多幅绘画（含绢画、麻布画）以及幡旗、织物等，总量超过 10000 件。这些文物涵盖了从公元 4 世纪到 11 世纪的佛教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内容涉及宗教、历史、语言、艺术等多个领域，如今大多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等机构。
莫高窟的文物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浩劫。
但是，中国考古界和文化界一段伤心的往事，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
觊觎莫高窟宝物的，又何止斯坦因一个人？
1908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凭借其精通汉语和中亚语言的优势，在藏经洞停留约 3 周，对剩余文物进行了仔细筛选，盗走了约 6000 件精品，包括大量保存完好的经卷、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金刚经》（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贵的敦煌文书、壁画残片等。这些文物价值极高，许多是孤本或稀世珍品。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率队来到莫高窟，由于此时藏经洞文物已基本被掠空，他将目标转向洞窟壁画和雕塑。他使用特制的化学胶水（醋酸纤维素），将第 320 窟、321 窟、323 窟等洞窟中的多幅精美壁画整片剥离，盗走了至少 10 幅壁画（包括飞天、佛像等题材），还盗走了一尊唐代彩塑供养菩萨像。这种剥离手段对壁画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导致原壁画区域彻底损毁，无法复原。
除上述三人外，俄国的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也先后到莫高窟，盗走了大量经卷、文书和艺术品。
这些掠夺行为不仅导致莫高窟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分散于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还对洞窟本身造成了严重破坏 —— 如壁画被切割、雕塑被肢解、洞窟结构因不当操作受损等。
面对20世纪初大量敦煌文物被外国探险家掠走的现实，陈寅恪曾沉痛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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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那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国家文化遗产流失的深切痛惜，也激发了学界和公众对敦煌文物保护的重视。
1935 年，一个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已跻身法国主流艺术圈的中国青年画家，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这套包含 300 多幅壁画与雕塑图片的图录，让他首次目睹了中国 4 至 14 世纪壁画艺术的磅礴气象 —— 北魏壁画中比西方野兽派更早的奔放笔触，唐代绢画里超越文艺复兴的精湛技艺，彻底颠覆了他此前对 "中国艺术落后" 的认知。
他的名字叫常书鸿，这一年，他31岁。
多年后，常书鸿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他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盗走的唐代大幅绢画时，更被其 "早于乔托 700 年、早于凡·艾克 800 年" 的艺术高度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艺术审美，更来自文化身份的觉醒 —— 作为中国艺术家，他竟对本国千年艺术瑰宝一无所知，这种 "数典忘祖" 的愧疚感，成为他转向敦煌研究的原始动力。
这种转变在他的艺术实践中迅速体现。1936 年回国后，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并在 1942 年拒绝法国导师劳伦斯的挽留，毅然放弃巴黎的优渥生活，踏上西行之路。这种选择背后，是对 "艺术救国" 理念的践行 —— 他意识到，敦煌艺术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是战乱年代凝聚文化自信的关键。
常书鸿抵达莫高窟时，目睹的是 "洞窟被流沙掩埋，壁画被白俄士兵烟熏火燎，栈道坍塌无法登临" 的惨状。更令他痛心的是，当地牧民在洞窟内放牧，淘金人在壁画上随意刻画，甚至将彩塑肢体锯下贩卖。
这种文化遗产的凋零与自己在法国看到的系统性保护形成鲜明对比。他在《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中疾呼："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如此伟大的艺术，而我们却任其毁于风沙与无知！" 这种责任感促使他在 1944 年创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启了中国学者自主保护敦煌的先河。
常书鸿的研究突破了单纯的艺术临摹。他在洞窟编号、壁画断代、彩塑修复等基础工作之外，更提出 "敦煌是中国美术史的活标本" 的学术论断。通过对比中西艺术发展脉络，他发现敦煌壁画中 "融合本土元素改造外来文化" 的路径，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学术自觉使他不仅是保护者，更成为敦煌学的奠基人 —— 他创办的《敦煌研究》期刊，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刊物。
常书鸿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常书鸿的敦煌守护持续了半个世纪。他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清理积沙 10 万立方米，修复壁画数百平方米，培养出段文杰、史苇湘等第一代敦煌学者。这种坚持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折射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文化担当。正如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赵声良所言："常书鸿先生的开创，让敦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今天，莫高窟第 254 窟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依然震撼着参观者。这幅常书鸿临摹的首幅壁画，既是佛教故事的艺术呈现，更是他人生的隐喻 —— 为守护文化火种，他甘愿像萨埵太子般奉献一切。从巴黎的艺术沙龙到敦煌的漫天黄沙，常书鸿的故事，是一位艺术家从西化到寻根的精神史诗，更是中华文明自我觉醒、浴火重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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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敦煌研究院的“前世今生”，是一部跨越八十年的文化守护史诗，也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从筚路蓝缕走向世界前沿的缩影。
敦煌文物的流失，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一种现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这成为了全体中国考古和文物界人士的锥心之痛。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受命担任首任所长，带着首批“敦煌人”住进莫高窟，清理积沙、编号洞窟、临摹壁画，开启系统性保护。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甘肃省，国家拨专款抢救危崖洞窟，首次引入外国专家与先进技术。1960年代，完成莫高窟第一次大规模加固工程，挽救了大量濒临坍塌的洞窟。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从单一保护转向“保护、研究、弘扬”三位一体，樊锦诗、段文杰等学者推动敦煌学回归中国。
2017年，形成“一院六地”格局，统一管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被誉为“石窟航母”。
在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努力，这里建成国内首个石窟监测预警平台，实时监测温度、湿度、游客流量。他们完成了莫高窟30个洞窟全球领先的数字化采集，实现“云端敦煌”全球共享。
今天，敦煌已经成为了一个蜚声中外的学术高地。敦煌研究院出版《敦煌研究》等权威期刊，主导国际敦煌学会议，彻底改写“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
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核心的“莫高精神”，成为文博界的精神标杆。
2024年建院80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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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再详细提一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算起来，她是我北大的前辈师姐。
1962 年，24 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却也立刻领教了“洞外飞沙走石、黄土漫天”的严酷——住土房、喝咸水、点煤油灯，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出门上厕所曾被“一对绿眼睛”吓退，天亮才发现是驴。父亲心疼她体弱，曾写信给北大请求改派，她悄悄把信压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正是在樊锦诗的努力之下，千年莫高窟，虽饱经岁月的洗礼，却正在走向“永生”。
——她主编《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被国际学界广泛征引，奠定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范式。
——她推动颁布《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使敦煌首次有了专项法规。
——她首次在国内开展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提出“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开放新模式。
——她提出并主持“数字敦煌”工程，完成 211 个洞窟、43 身彩塑的高精度采集，实现敦煌艺术全球共享与永久保存。
2018 年，樊锦诗被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
2019 年，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写道：“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在敦煌一干就是几十年，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她与丈夫分居，甚至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每念及此，她都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母亲。
2024年12月20日下午，86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应邀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作题为《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的讲座。主持人易中天在开场时说了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樊院长的讲座，也许会影响和改变我们许多人的一生。因此我建议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樊院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话音未落，800多名师生集体起立，掌声持续近两分钟。樊锦诗拄着拐杖，坚持起身鞠躬致谢，并轻声说：“请大家不要拍手了，我怕时间来不及。”
易中天随后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樊锦诗的评价：“樊院长总说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但她是敦煌的伟大女儿、中国考古学的优秀女儿、中华文明的优秀女儿！”
整场原定两小时的报告，因听众反应热烈、樊锦诗不断“再啰嗦几句”，最终讲了三个多小时；报告厅连过道、台阶都挤满了学生，成为厦大近年来最轰动的一次“追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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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敦煌的这三天，从玉门关到鸣沙山再到莫高窟，我总是被一种沉郁而又浓烈的情绪所包裹。
面对中国近代文物史上的那场浩劫，我一遍遍重温余秋雨的那段文字：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王圆箓）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让我们为民族文化瑰宝所遭受的那场浩劫而尽情痛哭吧。
……
但是，痛哭，又不是这趟经历的全部。
在烈日下的荒漠之中，我仿佛看到了陈寅恪，仿佛看到了常书鸿，仿佛看到了樊锦诗……
考古，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一件极其繁琐，注定要与寂寞相伴。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这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才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
亲爱的朋友，如果有机会，你也一定要来莫高窟一趟，不要被那些年代久远、看起来有些陌生的洞窟和壁画所吓倒。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你不妨闭上双眼，放慢脚步，发挥想象的魔力，穿越古今，与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对话。
他们似乎面带微笑。
佛祖、菩萨和飞天，似乎也面带微笑。
余秋雨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僧侣、朝拜者把自己的信仰、悲欢和梦想，一层又一层地堆积起来，终于堆积成一个民族心底里的彩色梦幻、圣洁沉淀和永久向往。”
看莫高窟，更要看近代以来，那一段中国文物所遭受的浩劫，更要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份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来说，我们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看门人”，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当王圆箓那样的“看门人”，我们要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要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担当，让这些遗产、这些瑰宝，不至于在我们手中散落、凋零。
否则，百年之后，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那一代又一代的先人？
文物保护，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文物的兴衰，总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跟文物保护直接相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终归都会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
那就让我们像樊锦诗那样，在各自的领域内，“择一事，终一生”。
亿万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我们，汇聚在一起，那就是民族复兴的浩荡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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