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德 | 联合国的成就与挑战
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译者:郭静|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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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德
联合国受命于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最为惨痛的战争阴霾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5000多万人生命的丧失为代价,更造成数亿人饱受伤痛、饥饿与流离之苦。因此,这份沉痛的历史记忆使《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阐述了联合国的宗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八十载春秋已过,联合国实现它所设立的初衷了吗?
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认为它的工作是失败的,因其在20世纪30年代无力阻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侵略行径。时至今日,我们再次目睹了冲突激增,而联合国无力阻止:从乌克兰到加沙,从缅甸到苏丹,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杀害,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最强大的机构,却无法就如何充分应对冲突达成一致。尽管今天的联合国对占据头条新闻的战争束手无策,但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在追求和平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要充分评估联合国在过去80年中所做的贡献,需要与它在今天的表现拉开一定的距离。
和平与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迅速崛起并相互对峙。冷战的重要特征是,局部冲突中的对立势力分别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联合国通过维和行动的调解,帮助解决了许多此类冲突,例如发生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纳米比亚、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的战争。
维和(peacekeeping)是联合国早期巩固和平的一项重要手段。在1948年“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并部署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监督并确保冲突地区保持停火状态。这是联合国部署的第一个“维和特派团”。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发展,并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动员了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文职人员、警察和军事专家。“迄今为止,已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中东的50多个国家部署了120多项和平行动,涉及200万维和军警人员。这些特派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相对而言,成本效益较高。联合国维和人员帮助平息冲突和危机,引导了非殖民化进程,保护了平民,并加强了国家主权,维护了和平与善治。”
最初维和行动的职责是,在达成停火协议后进行部署,以确保并监督交战双方遵守停火协议。时至今日,此类特派团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塞浦路斯。维和特派团不仅被部署在冲突仍在继续的地方,还在战争结束后帮助该地区进行和平重建。我曾参与部署过5个这样的维和特派团。1991年,维和特派团被部署到前南斯拉夫地区,负责监督当地签署停火协议,并协助机构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该地区通过谈判达成了许多停火协议,即使维和特派团无法完全平息战火,但仍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我担任联合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道主义机构办公室主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被围困,唯一可能的通道是空运。在联合国维和人员确保了机场的安全之下,我们才能够向城市的50万居民分发援助物资。然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表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局限性。由于缺乏资源和授权,联合国维和部队未能阻止发生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屠杀事件。这使得联合国对维和行动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予以更明确的保护平民的任务授权。从那时起,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谈判使交战地区签署停火协议,并隔离交战双方或提供安全避难所,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地区的持续冲突中,挽救了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
联合国还部署了大型维和特派团,帮助发生战争的地区在冲突后和平重建。我曾参加了被派往刚独立的东帝汶共和国的特派团。1999年的独立投票导致印尼军队和行政机构撤出,之后联合国承担起了管理该国的职责,直到举行选举后,才将这一重任移交给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府。如果没有联合国的鼎力相助,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进程显然会更加艰难。
发展
联合国对促进全球和平的贡献包括许多方面,从制定国际准则到向遭受苦难的人民提供援助,因为联合国的努力才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和平。正如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人权也就没有和平。2013年至2016年,我领导了联合国在哥伦比亚的工作,该国部分地区的冲突已持续了70年,这与哥伦比亚许多偏远地区的落后直接相关。虽然一些大城市的贫困率仅略高于10%,但在一些边缘地区其贫困率却超过了70%。在认识到欠发达地区是犯罪与冲突的温床之后,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主要冲突团体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为农村发展提供保障。
制定全球发展框架是联合国的一项重大成就,其可追溯到《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联合国在宪章序言中承诺“运用国际机构的力量,促进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倡导广泛的全球经济平等。1944年至1947年间,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联合国同时成立,以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体并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为目标。1949年,联合国大会设立了“技术援助扩大方案”(EPTA),其目的和主旨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专业知识、培训和资源,帮助它们建设农业、教育、卫生和工业等部门。它的具体目标是帮助刚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及治理其社会结构,初衷是致力于协助并促进全球非殖民化和自决进程。
到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已成为联合国使命的核心部分。1966年,EPTA与“联合国特别基金”合并,成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它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发展机构,在更大范围内继续执行EPTA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始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对全球国家进行排名,也因此而引入了一种新的衡量发展的原则,即将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结合起来,提供了比仅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更全面的统计。1987年,联合国大会授权编写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项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联合国在制定国际发展框架方面始终处于引领地位。20世纪90年代,全球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可衡量的目标,以消除贫困、不平等和不发达状况。2000年,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领导人会议——“千年首脑会议”上,千年发展目标获得通过,其中包括8个目标和60个指标。这些目标涵盖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以及普及初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参差不齐。2023年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50%以上的具体目标进展微弱、不充分,30%的具体目标进展停滞或倒退,其中包括有关贫困、饥饿和气候的关键问题。除非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否则《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无法实现,人类也会错失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机会。”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缓慢并令人失望,但不可否认的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全球发展的总体进展是前所未有的。
18世纪末,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预言,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生产,并将导致大范围的饥荒、疾病和贫困。到20世纪初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威胁。然而,联合国成立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1945年,全球人口约为23亿。联合国成立后,全球人口增长了两倍多,达到今天的约80亿。虽然全球人口在同一时期呈指数增长,但全球极端贫困率却从联合国成立时的60%(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下降到今天的9%。由于医学的进步,同期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46岁增加到73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量也大幅减少,同时,识字率从最初的40%提高到了现在的近90%。当然,这些成就不能只归功于联合国,科学的进步、经济增长和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所制定的发展政策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的发展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很大比例。然而,联合国在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进行宣传的同时,也推动了发展进程。
气候变化
空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全球人口增长的代价是气候变化,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性挑战。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于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领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评估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全方位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国际谈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治理发生重大转变。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年,《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这是第一个要求工业化国家减少排放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然而,由于美国等主要排放国的退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空口承诺,《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受到了限制。因此,为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的气候协议,2015年各国达成了《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政策的转折。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巴黎协定》确立了自愿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允许所有国家设定自己的减排目标。这项协议旨在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尽管现阶段取得了进展,但迄今为止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2011—2020年是地球12.5万年以来最热的十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最坏的情况是到2100年全球升温超过4%,而根据目前的形势,可能会升温2%至3.5%。联合国一直站在倡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前沿,虽然联合国的努力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但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情况无疑会更糟。
国际法和全球政策制定
联合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发展了一整套国际法。数年来,已有560余项多边条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这些条约涉及人权、裁军、保护海洋、保护环境、规范移民劳工、遏制贩毒、打击恐怖主义、外层空间利用、伦理原则和人工智能标准等广泛领域。中国在这些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签署了大量条约。
联合国还有对国际法问题进行仲裁的机制,即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法院。各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寻求以法律为依据公正解决分歧。通过和平解决陆地边界、海洋边界和领土主权等问题,国际法院往往有助于防止争端升级。最近,该法院因其关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合法性的裁决,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裁决而备受瞩目。虽然国际法院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但其就加沙的裁决,为倡导更好地保护平民和更好地提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一系列特设法庭和联合国协助的法庭,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追究最严重罪行的责任做出了贡献。
人道主义援助
正如前文所述,联合国的行动往往能促进会员国之间达成国际协议,并就国际争端做出正式决定。无论是关于气候变化还是加沙战争罪行的决议,后续往往都没有开展有效的行动,国际法院或巴黎气候大会等决定也仍未得到执行,这导致许多批评联合国的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空谈的机构。联合国未能将决议转化为行动,其后果最明显的莫过于对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当和平与安全受到破坏、发展出现倒退、气候变化的影响肆虐时,就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就人员和财政资源而言,联合国目前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投入,超过了在其他领域的投入。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国最大的开支是用于发展援助,其次是维和。如今,人道主义援助在联合国全球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2022年,发展支出为201亿美元,占联合国系统年度总支出的30%,而人道主义援助的相应数字为311亿美元,占46%。
我曾在2016年领导了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该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持续的冲突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缺乏发展机会,再加上干旱、气候变化和有组织犯罪的影响,人道主义需求始终存在。今天,在全球冲突加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足、世界许多地区发展停滞的背景下,联合国最大的影响只能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也是联合国难以在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取得进展的主要根源。
联合国的再出发
联合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或一些国家所能解决的。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增加的冲突和有组织犯罪、可持续发展的赤字以及技术失控的风险,需要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开展跨国合作。与此同时,自冷战以来,会员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分歧从未如此严重。鉴于广泛讨论到的多边主义危机,在2020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代表秘书长领导了一次全球磋商活动,以了解全世界人民对国际合作的期望。尽管各国政府之间存在摩擦,但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却极为相似,如获得基本服务和发展机会,解决不平等问题,以及从长远角度减少冲突、缓解全球变暖。来自各国的数百万人参加了全球磋商,为成员国在2024年9月制定《未来契约》奠定了基础。
2024年9月22日,联合国未来峰会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
《未来契约》的核心要义包括:确保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资金,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诺以新的方式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解决冲突,促进外交解决方案。《未来契约》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和数字合作方面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全球数字契约》,其为数字治理与合作,特别是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数字治理与合作制定指导方针。《子孙后代问题宣言》也是该契约的一部分,确保在全球决策中考虑到后代人的权利和需求,呼吁改革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虽然《未来契约》是朝着解决全球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其缺乏具体目标和足够的雄心壮志,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未来契约》是会像许多其他联合国文件一样仍是一个愿望,还是会成为变革的开端?其后果将对子孙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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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的基本诉求,就是人民幸福,统治只是维持和达成人民幸福的手段,儒家对人民的态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