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我们的种族灭绝”——以色列组织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控诉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804
按：2025年7月，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打破沉默”）发布了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报告《我们的种族灭绝》（Our Genocide），该报告长达88页，详细记录和分析了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系统性暴力行为。这份报告不仅是对当前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的深入调查，也是对以色列政权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政策的历史性控诉。
报告的核心论断符合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种族灭绝学者及国际组织的判断：以色列正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需知，B’Tselem来自以色列，主要成员为犹太裔，对自己的政府行为做出这样的结论，是面对着极大压力的。尤其考虑到犹太人自己就是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以色列人从当年受害者后代，转变为了加害者本身。
极为反讽的是，他们似乎没有从纳粹杀戮里学到任何的东西——深受种族灭绝迫害、从小浸淫在大屠杀的纪念与反思教育包围下的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全世界的和平力量——而他们居然在八十年之后，复刻了纳粹的暴力（只差一步，就是没有推出毒气室，使得施暴的以色列士兵不得不忍受PTSD）
基于这样的历史语境，这样的争议性，B’Tselem得出种族灭绝的判断并非基于情绪化的判断，而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定义、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深入的历史分析之上。B’Tselem作为一个在人权领域工作超过35年的以色列组织，其立场的转变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当一个以色列人权组织公开指控自己的政府实施种族灭绝时，这种指控的分量和可信度绝对不容忽视。
以下为B’Tselem发布的《我们的种族灭绝》（Our Genocide）报告的摘要。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持续了近20个月。截至2025年7月中旬，加沙地带已有约58,026人死亡，约138,52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然而，这些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报告指出，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严密封锁和对人道主义组织、媒体机构准入的前所未有的限制，真实的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大规模的杀戮和摧毁并不是战争的“附带损害”，而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政策的结果：报告通过分析以色列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公开声明，展示了明确的种族灭绝意图。这些声明不仅来自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还包括军官、士兵、安全专家以及媒体和文化界人士，反映了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加沙全体居民要么直接对10月7日的袭击负责，要么至少支持这些行为，因此，他们的生命价值微不足道，毫无价值，而且构成对以色列的威胁。
一、种族灭绝的定义与法律框架
B’Tselem报告首先从种族灭绝的定义及其法律内涵出发。种族灭绝这一概念由犹太裔波兰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二战期间首次提出，他将其定义为对特定民族、种族、宗教或族群各个生活层面的系统攻击，通过多种行动摧毁该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目的是消灭整个群体。
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简称《种族灭绝公约》）的通过，使种族灭绝成为国际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该公约明确规定，种族灭绝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包括以下五种具体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存；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本身在1950年就制定了《种族灭绝罪（防止和惩治）法》，承认种族灭绝的严重性和不可辩护性。然而，正如报告所指出的，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种族灭绝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辩护，包括作为自卫行为。
报告特别强调了种族灭绝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种族灭绝并不仅仅意味着大规模的直接杀戮，它可以通过多种并行的做法来实现：摧毁生活条件、在集中区域或营地中系统性地阻止繁殖、对群体成员实施广泛的性暴力或大规模驱逐等。历史上的种族灭绝案例表明，这些方法都曾被国家或统治当局用来摧毁特定的族群。
更重要的是，种族灭绝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事件。它通常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作为基础，包括对目标群体的权利剥夺、非人化描述、将该群体描绘为需要消除的威胁、在公共、政治和法律话语中将针对该群体的暴力正常化，以及使用直接的身体暴力。然而，这些条件可能存在多年，但却不发展成种族灭绝。通常而言，需要一个触发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促使统治制度将其对该群体的暴力转化为系统性、大规模摧毁的政策。
在法律层面上，种族灭绝要求特定的意图（dolus specialis）来摧毁全部或部分群体，公约中定义的每一种行为只有在具备这种意图的情况下才构成种族灭绝。国际法庭在处理种族灭绝案件时已经裁定，这种意图不仅可以从官方文件和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声明中推断出来，还可以从国家或实施犯罪的力量的行为模式中推断出来，如果这种意图是从这种行为中唯一可以合理得出的推论。
然而，报告也指出了法律定义与历史分析之间存在的固有差距。法律定义相对狭窄，很大程度上受到起草公约的国家代表的政治利益影响。从历史角度来看，无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近期，对群体的暴力摧毁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其中许多并不符合严格的法律定义。法律标准设定的高门槛和国际法庭采用的主流解释导致了一个矛盾的情况：种族灭绝通常只有在目标群体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摧毁、该群体遭受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之后才被承认。
以色列和加沙的案例完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关于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的法律辩论既重要又必要，但正式法律机构（主要是国际法院）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所需的时间与加沙社会在我们眼前被摧毁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蓄意行动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国际社会要么保持被动，要么积极支持以色列的罪行。
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系统性摧毁
B’Tselem报告详细记录了以色列自2023年10月以来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摧毁行为。这些行为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旨在摧毁巴勒斯坦社会的基本结构。
1.大规模杀戮和身心伤害
报告记录的最直接和最可见的种族灭绝行为是大规模杀戮。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对人口中心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这种轰炸不仅针对所谓的军事目标，更是系统性地摧毁居民区、学校、医院、清真寺和其他民用设施。截至2025年7月中旬，这种无差别的暴力已经导致约58,026人死亡和约138,52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如此惊人的数字发生在很短的时间跨度里——在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加沙地带超过200万人口中有近20万人死伤或失踪，这意味着几乎每10个加沙居民中就有1个成为直接受害者。
以色列军方实施的“开火规定”和“杀戮区域”政策，使得任何进入特定区域的巴勒斯坦平民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无论其年龄、性别或是否参与敌对行动。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以色列军队经常在所谓的“援助分发中心”附近进行例行杀戮。这些本应是为饥饿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地点，却成了死亡陷阱。从2025年5月27日到7月，在这些援助分发中心就有758人被杀害，超过5,000人受伤。这种做法不仅直接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更揭示了以色列政策的真实意图：不是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而是将所有巴勒斯坦人视为攻击目标。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暴力行为同样在升级。空袭、开火政策的放宽，以及犹太定居者民兵组织在以色列军队保护下对巴勒斯坦村庄的攻击，都成为日常现象。这些攻击不仅造成直接的死伤，更在巴勒斯坦社区中制造了深度的心理创伤和恐惧。
即使在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公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歧视。2024年，230名巴勒斯坦公民死于犯罪相关事件，这一数字比2021年几乎翻倍。更令人担忧的是，87%的巴勒斯坦公民认识因暴力或犯罪受害的人，82%在自己社区感到不安全，80%害怕联系警察或投诉犯罪组织。这种恐惧是有根据的——阿拉伯地区的谋杀案破案率仅约15%，这表明以色列政府对其巴勒斯坦公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生活条件的系统性摧毁
种族灭绝不仅通过直接杀戮来实现，更通过系统性地摧毁目标群体的生活条件来实现。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基础设施摧毁政策。
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使用是报告中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即使在战前，约64%的加沙人口已经处于食物不安全状态，约80%的人口依赖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不仅阻止食物进入加沙，还系统性地摧毁了加沙的食品基础设施。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8月10日，平均每天只有118辆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的卡车和37辆载有商业货物的卡车进入加沙地带，这远低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组织估计的满足加沙居民基本需求所需的卡车数量。2024年9月，15个援助组织发布的分析显示，以色列阻止了83%的食物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这种做法的目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要通过饥饿来摧毁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能力。以色列不仅轰炸了加沙地带唯一运营的小麦磨坊，还将运营的面包房从战前的约130家减少到2024年1月的15家。到2025年4月，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由于面粉和燃料短缺，其最后支持的面包房已经关闭。农业和渔业同样遭到系统性摧毁：95%的牛群和超过50%的羊群和山羊群被摧毁，渔业几乎完全被摧毁，超过80%的农田、约70%的温室和约80%的农业水井受损。
这种饥饿政策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到2025年5月，约195万人（占加沙人口的93%）面临严重食物不安全，其中244,000人处于“灾难性饥饿”状态——这是综合食品安全阶段分类倡议使用的最极端分类。相比之下，2024年10月，该倡议估计处于灾难性饥饿的人数为133,000人。预计如果政策不改变，到2025年9月，这一数字将达到470,000人，约占加沙人口的22%。
联合国专家在2024年1月断言，在加沙目睹的对平民人口施加饥饿的速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并补充说“以色列正在摧毁加沙的食物系统，并将食物作为对抗巴勒斯坦人民的武器”。
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摧毁同样是系统性的。以色列在攻击开始时就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在2023年10月11日就被迫停止运营。到2024年3月，超过60%的加沙电力分配网络已被损坏或摧毁。以色列还摧毁了84%的加沙水利设施，包括饮用水、卫生、污水处理、灌溉等设施。这种摧毁不仅影响了当前的生活质量，更是要确保加沙地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
医疗系统的攻击尤其令人发指。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医疗设施享有特殊保护，但以色列军队却系统性地攻击了加沙的所有主要医院。到2025年6月，36家医院中只有17家仍在部分运营，面临工作人员、燃料和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2025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整个加沙地带只有约2,000张医院床位为超过200万人口服务，这些人口持续受到攻击，遭受饥饿和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
住房的大规模摧毁也是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不仅摧毁了数十万套住房，更是系统性地摧毁了整个社区和邻里关系。这种摧毁的目的不仅是让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更是要摧毁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
3.强制流离失所和种族清洗
强制流离失所是以色列政策的另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加沙地带，以色列通过持续的轰炸和“疏散令”强迫超过200万人离开家园——这几乎已经是加沙地带的全部人口。这些所谓的“疏散”往往没有提供安全的目的地，被疏散的人们经常发现自己在所谓的“安全区域”中仍然面临攻击。
更令人担忧的是，以色列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公开表达了将加沙居民永久驱逐出加沙地带的愿望。这种种族清洗的意图已经成为以色列官方战争目标的一部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在约旦河西岸，强制流离失所同样在加速进行。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民兵组织通过暴力威胁、房屋拆除和经济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土地。2025年5月，以色列开始拆除未被承认的村庄a-Sar的所有300套房屋，约3,000名居民的家园。报告显示，一些居民为了避免以色列征收的拆除罚款而自己拆除了房屋，数十人被迫转移到社区中心和学校，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为临时流离失所营地。
4.社会、政治和文化摧毁
种族灭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目标群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系统性摧毁。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的攻击目标包括学校、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清真寺和其他文化遗址。到2025年4月，约90%的加沙学校因空中轰炸、炮击甚至以色列军队的故意纵火和破坏而受损。到2025年6月，加沙没有一所学校在运营，约658,000名学龄儿童超过18个月没有上学。
这种对教育的攻击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意图：阻止巴勒斯坦人将他们的文化和知识传递给下一代。各种组织警告说，这种破坏将对加沙儿童的情感、智力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和长期的后果，这些儿童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日常生活、教育者通常提供的支持网络，以及与同龄人互动、娱乐和游戏的空间。
家庭单位的攻击也是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的轰炸经常针对整个家庭，导致多代人同时死亡。从攻击开始到2025年3月，加沙地带约有14,000名妇女成为寡妇，现在独自承担家庭责任。约40,000名儿童失去了一方或双方父母，这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孤儿危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4月的一项调查发现，41%的加沙家庭正在照顾不是自己的孩子。
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摧毁同样是系统性的。到2024年6月，以色列摧毁了约206个考古和历史遗址，包括公共市场和古老社区，其中一些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也被摧毁，包括加沙市的中央档案馆。那里保存的历史记录，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150年前，在一场火灾中被摧毁。
新闻报道的干扰和媒体工作者的杀害也是系统性政策的一部分。在当前的攻击期间，以色列几乎完全禁止记者进入加沙地带进行报道。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当地媒体进行了攻击。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从2023年10月到2025年1月，约160名记者在加沙被杀害，其中大多数在执行任务时穿着明显标记的新闻背心。这使得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成为过去三十年来记录在案的对记者最致命的攻击。
5.监狱系统作为酷刑营网络
报告揭露了以色列监狱系统在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自2023年10月以来，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逮捕并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受到指控或审判。这些监狱实际上已经成为酷刑营，被关押者遭受系统性的虐待、酷刑和非人道待遇。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许多被关押者是在加沙的大规模搜捕行动中被抓获的，而不是基于具体的嫌疑。这些被关押者在以色列公共话语中被反复描绘为“人渣”，不配享有基本条件。这种非人化的描述为他们在监狱中遭受的虐待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6.对巴勒斯坦难民身份的攻击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身份的攻击是其种族灭绝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故意摧毁难民营和试图破坏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工作，以色列试图消除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和返回权。这种攻击不仅针对当前的难民，更是要消除巴勒斯坦人历史上被驱逐和剥夺的记忆。
三、种族灭绝作为历史过程：从种族隔离到种族灭绝的演变
B’Tselem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当前的种族灭绝行为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报告强调，2023年10月以来发生的事件并非突然爆发，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高潮。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初，甚至更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运动时期。
1.政权基础（1948-2023年）
报告详细分析了以色列政权自1948年建立以来逐步构建的制度基础，这些基础为2023年10月后的种族灭绝行为创造了条件。这些基础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种族隔离制度、非人化机制和“有罪不罚”文化。
从以色列建国的早期阶段开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就被定居殖民主义模式所标记。这种模式包括广泛的定居活动，涉及流离失所和剥夺、人口工程、种族清洗以及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军事统治。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种族清洗规模巨大：约75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并被阻止返回，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被占有，数百个巴勒斯坦城镇、村庄和文化遗址被摧毁和彻底抹除。
以色列建国后建立的政权将“犹太人至上”的地位制度化，并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控制、歧视和分离的模式。这种系统性行为构成了种族隔离，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一种制度化政权，其中法律、结构和实践被用来维持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其控制的所有领土上的统治。
多年来，以色列建立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空间之间以及各个地区巴勒斯坦社区之间的法律和物理隔离系统。加沙的隔离根植于以色列对该地带作为独特威胁空间的认知，部分原因是其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1948年大灾难期间被驱逐的难民及其后代。随着哈马斯在2007年上台，加沙的物理、经济和法律隔离几乎完全，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实施的封锁。
在近几十年中，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加沙一直是以色列测试极端军事和行政做法的“实验室”，暴力水平不断升级。对加沙平民造成的广泛伤害多年来已经正常化，这反映在以色列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中，在2018-2019年“回归大游行”抗议期间对示威者使用致命火力，以及对这些行动缺乏任何公共或法律问责。
2.非人化机制和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生存威胁
非人化和妖魔化是种族灭绝的必要使能条件，它们为对特定群体的极端暴力提供合法性。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的早期阶段开始，巴勒斯坦人就以各种方式被非人化，以便进行种族清洗、剥夺和建立犹太人至上政权。
在占主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叙述中，英国托管下定义为巴勒斯坦的领土被描绘为“荒地”，并在公众心理中内化为“无人之地给无地之民”。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经常被完全否认或被描绘为仅仅根植于对犹太定居的反对。关于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和种族主义概括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公共话语的特征。
同时，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和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任何地方的物理存在，在以色列安全机构、主流媒体、主要研究机构和各党派政治家的话语中通常被描述为“人口威胁”、“定时炸弹”和“生存威胁”。
另一种核心的非人化形式是将所有巴勒斯坦人描绘为本质上“野蛮”或致力于狂热和不妥协的意识形态。历史表明，将整个族裔、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描绘为严重的安全威胁或生存危险，通常基于其中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一直是大规模暴行（包括种族灭绝）的使能条件。
3.“有罪不罚”文化
报告强调，以色列政权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罪不罚”文化的存在。无论是军队、警察还是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很少有人因此受到起诉或惩罚。这种“有罪不罚”文化不仅鼓励了更多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也为种族灭绝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4.2023年10月7日攻击：触发事件
报告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的攻击确定为将以色列从压迫和控制政策转向摧毁和消灭政策的催化剂。这次攻击造成1,218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死亡，其中882名是平民，涉及广泛和严重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导致数万人受伤，252人被绑架到加沙地带——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
这次攻击虽然令人发指，但其规模与以色列随后的报复行动形成了极不成比例的对比。以色列的回应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0月7日攻击的近50倍。对以色列人来说，攻击的事实本身、其规模和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生存威胁感，导致以色列社会发生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这些变化促使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发生转变：从压迫和控制转向摧毁和消灭。
5.极右政府对机会的利用
报告指出，当前的以色列政府由极右翼政党组成，这些政党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2023年10月7日的攻击为这些政党提供了实施其长期目标的机会。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以色列政府包括了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和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等极右翼政治家，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通过暴力组织空间，包括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
四、国际社会的责任与紧迫行动的必要性
B’Tselem报告不仅是对以色列行为的记录和分析，更是对国际社会的紧急呼吁。报告强调，种族灭绝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国际社会的被动或积极支持使得这种罪行得以继续。
1.种族灭绝的扩散风险
报告特别警告了种族灭绝从加沙地带扩散到其他地区的危险。虽然目前种族灭绝主要在加沙地带实施，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境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也在不断升级。这些地区的暴力行为反映了与加沙相同的治理逻辑：完全无视人类生命、对无辜者造成严重伤害、广泛摧毁居住区和生活条件、种族清洗，以及公然蔑视道德义务和国际法。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高级军事和政治人物威胁要将目前在加沙使用的武力水平应用于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威胁不是空洞的，而是基于已经在加沙实施的政策和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的暴力和摧毁正在加剧，没有有效的国内或国际机制来阻止它们。结果，这些罪行在士兵、指挥官、政治家、媒体人物和一般以色列人眼中变得正常化。
2.人权组织的道德立场
作为一个在人道主义和人权领域工作超过35年的以色列组织，B’Tselem的立场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该组织强调，保护人权是基本的人类和道德义务，无论受害者的身份如何。报告指出：
“在B’Tselem，来自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犹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并肩工作，以保护人权是基本人类和道德义务的观点为指导。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歧视性的种族隔离政权下，该政权仅仅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就将我们中的一些人归类为特权主体，而仅仅因为我们是巴勒斯坦人就将其他人归类为不配受到任何保护的人。我们共同为我们所有人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生活而不受歧视、暴力镇压和消灭的权利而斗争。”
这种跨族裔的合作和共同立场表明，反对种族灭绝不是基于族裔或宗教身份，而是基于普世的人权原则和道德价值观。
3.国际法律框架下的义务
报告强调，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种族灭绝公约》不仅禁止种族灭绝行为，还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种族灭绝的发生。当种族灭绝正在进行时，国际社会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它。
然而，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在面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时基本上保持被动，甚至有些国家积极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这种被动和支持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义务，也使得种族灭绝得以继续和扩大。
4.紧急行动的呼吁
基于其详细的调查和分析，B’Tselem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
1）立即停止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必须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并防止这种行为扩散到其他地区。
2）问责机制：必须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确保实施种族灭绝的个人和机构受到法律制裁。这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起诉，以及各国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采取的行动。
3）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不受阻碍地到达加沙地带和其他受影响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这包括食物、医疗用品、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4）重建和赔偿：国际社会必须为加沙地带和其他受影响地区的重建提供支持，并确保巴勒斯坦人获得适当的赔偿。
5）结构性变革：最终，必须解决导致种族灭绝的根本原因，包括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歧视。
五、结论：历史的见证与道德的选择
B’Tselem的《我们的种族灭绝》报告既是一份法律文件或学术研究，更是一份历史见证，帮助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揭露了一个二战以后的现代国家如何系统性地实施种族灭绝。
报告的标题“我们的种族灭绝”具有深刻的含义——这里的“我们”不仅指以色列社会，也指整个国际社会。种族灭绝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需要沉默、被动或积极的支持才能继续。当国际社会选择沉默或支持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时，它就成为了这种罪行的共犯。而这是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后国际社会学到的最重要教训。
报告强调，种族灭绝的认定不能基于情感或政治立场，而是基于严格的法律标准和大量的实证证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符合《种族灭绝公约》中种族灭绝的所有要素：有计划地摧毁巴勒斯坦群体的意图，以及通过杀戮、造成严重身心伤害、故意制造摧毁性生活条件等手段实施这种摧毁。
报告将当前的种族灭绝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以色列政府从推行种族隔离到种族灭绝的演变过程。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危机的根源，也为防止未来类似悲剧的发生提供了重要启示。种族灭绝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于对目标群体的非人化和妖魔化，通过制度化的歧视和暴力得到强化，最终在特定的触发事件后演变为系统性的摧毁。
报告也揭示了种族灭绝的现代特征。与历史上的种族灭绝案例不同，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是在全球媒体的关注下、在国际法律框架的存在下、在人权组织的监督下进行的。这表明，仅仅有法律框架和监督机制是不够的，执行这些框架和机制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和道德勇气。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面临一个根本的道德选择：是继续保持沉默和被动，还是采取行动。历史最终将判断人类在这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种族灭绝公约》不仅禁止种族灭绝行为，还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种族灭绝的发生。当种族灭绝正在进行时，国际社会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它。
对于以色列社会来说，报告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挑战：如何面对自己政府和军队正在实施的罪行，如何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不成为种族灭绝的实施者或共犯？B’Tselem挺身而出，旨在说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有人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
报告警示——种族灭绝不是遥远历史的产物，而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甚至发生在遭受种族灭绝伤害的人群后代身上——只要具备了适当的条件和触发因素，它就会发生。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战争的苦难，而是系统性的摧毁和消灭。他们的痛苦不应该被政治化或工具化，而应该被认识为人类尊严和生命价值受到的根本性攻击。保护他们不仅是保护巴勒斯坦人，更是保护人类共同的人性和文明。基于此，防止种族灭绝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道德责任。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国家都有责任说“不”，都有责任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历史将记住这个时刻，记住那些选择沉默的人和那些选择发声的人，记住那些选择行动的人和那些选择被动的人。现在，行动的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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