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布卢姆：为迎合美政府，大批新兴智库塑造对华新论调？,美国朱利安

朱利安·布卢姆：为迎合美政府，大批新兴智库塑造对华新论调？,美国朱利安

编者按：自20世纪初以来，华盛顿智库一直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工厂”不仅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更在政权更迭时充当人才库，为新政府输送专业人士。

然而，这套延续百年的智库模式如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从伊拉克战争的集体误判到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的兴起，公众对专家权威的信任日渐衰落。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一场关乎华盛顿权力重新分配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

对此，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于2025年6月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完整勾勒了这一变革的来龙去脉。作者朱利安·布卢姆（Julian Blum）曾任法国驻美大使馆特派专员，在任期间得以近距离接触并深入研究美国智库生态。其报告详细梳理了智库界从特朗普首任期的激烈博弈，到拜登时期的表面复苏，再到如今新兴力量彻底胜出的全过程。

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此文，观察者网转载，供读者阅读参考。

【文/朱利安·布卢姆，编译/山杉】

2010年，美国政治学家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对华盛顿主要智库的声望仍颇为满意，彼时这些智库正如日中天。他高度赞扬了这些权威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所提及的机构不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彼得森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哈德逊研究所以及兰德公司等业界翘楚。

这些智库大多云集于马萨诸塞大道（又称“智库街”），与白宫不过咫尺之遥，充分彰显了其在华盛顿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他们拥有令其欧洲同行望尘莫及的上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庞大预算，也为数千名研究人员提供支持。

智库之所以拥有强大影响力，源于它们在华盛顿体系中发挥的两大核心功能：

首先，智库充当连接政治界与学术界的重要桥梁。智库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国家的专业智力服务提供者，以“超党派”的学术严谨态度和深度分析能力，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议题。它们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举行高层政策简报会来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部分智库还与联邦机构签订多年期合作协议。

其次，智库承担着人才储备库和政治精英孵化器的重要使命，为历届政府输送数百名专业管理人才。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人才供应者的作用，得益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独特的“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传统，每次政府换届都会有至少4000名人员进出政府部门。

对于专注外交政策的智库——如CSIS、布鲁金斯学会、哈德逊研究所、兰德公司或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外国政府眼中的重要沟通桥梁。各国政府普遍将这些智库视为通达美国决策层的重要渠道。在此背景下，智库经常在危机时期发挥非官方外交平台的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官网页面介绍

然而，报告认为，智库承担的“提供信息”与“施加影响”这两大使命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在美国，智库凭借501c(3)（译者注：美国税法中的一个条款，专门为某些非营利组织提供免税待遇）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身份，享有资金来源保密的特权。这种制度安排堪称讽刺：智库标榜服务公共利益，但在运作透明度方面，竟然比受到严格法律约束的游说集团更加神秘莫测。正是这种不透明性，助长了外界对智库沦为私人财团或外国势力代理人的质疑，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过去二十年来，专注于特定议题或主要为特定政治立场（如环保、社会正义、削减政府开支等）摇旗呐喊的智库大幅增加。目前美国拥有超过1800家智库，如今全美智库数量已逾1800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偏离了彼得·辛格所推崇的经典智库模式。

外交与国防政策领域的智库此前似乎独善其身，虽未受碎片化和政治化浪潮冲击，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一领域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作为华盛顿建制派的中流砥柱，外交政策智库难逃MAGA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该运动眼中，智库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无异。

数十年来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超党派战略智库，其存在价值正受到两大变化的根本性挑战：一是外交政策和国防议题的政治化使得提供“中立”的技术性专业建议变得几乎不可能；二是智库长期维护的国际主义政策共识正在瓦解。

因此，当前所面临的可能不是智库的消亡，而是华盛顿战略环境的深刻重塑——新兴力量的崛起威胁着传统智库的地位，曾经统一连贯的政策咨询领域正在走向分化。

一、“利益集团”：两党制的守护者

（一）美国智库的历史成因

华盛顿诸多重要智库的兴起，是美国20世纪两大政治变革潮流交汇的结果。智库现象既彰显了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亦折射出国际主义思潮在美国统治精英中的蔓延。

20世纪初叶，“进步时代”的历史浪潮催生了第一批智库。它们诞生于改革派政治人物与工业巨擘（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联盟。这些早期机构秉承超党派专业知识的实证主义理想，致力于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引入国家决策过程。

卡内基基金会（1910年）、布鲁金斯研究所（1916年）和对外关系委员会（1921年）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智库模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政府体系之外，私人资本慷慨支持，技术官僚专业至上。这一时期，美国慈善事业走向制度化，巨额捐赠基金纷纷涌现，为智库在知识界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丰厚土壤。智库兴起这一现象，实则与美国现代行政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资本主义官僚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

报告分析，在外交政策领域，早期大型私人智库绝非政治中立。这些机构推崇“专家治国”理念，与国际关系中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国际主义者认为，步入20世纪的美国理应发挥与其新兴实力相称的全球作用，肩负起推进自由民主的历史使命。这些智库机构毫不掩饰其精英主义色彩，公然挑战美国自华盛顿时代以来在欧亚大陆奉行的不干预传统。

《凡尔赛条约》签署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CFR）鼎力支持威尔逊总统的政治理念（威尔逊正是美国国际主义的倡导者）。历史学家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深入研究揭示，二战期间CFR举足轻重，实际上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国务院”。该机构专家们身处美国外交理念大转折的风口浪尖，推动国家从孤立主义走向全新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主导美国对外政策长达半个多世纪，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国际主义理念与军事超强实力相结合。

1945年后，智库在巩固这一新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极投身于“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构建。所谓“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冷战时期为维护美国霸权而精心打造的整套国家机器。

战后数十年间，第二波专注于国际和战略问题的重要智库应运而生。与早期智库不同，这些机构由联邦政府部门或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资助，包括兰德公司(1948年)、哈德逊研究所(1961年)、CSIS(1962年)。1979年传统基金会横空出世，这一具有浓厚共和党色彩的机构对国内政策领域的无党派智库传统发起冲击。然而，外交政策领域依然是技术官僚理想的最后堡垒。各大智库继续以二战后外交理念的守护者自居，地位不可撼动。

直至2010年代，华盛顿各智库都认同一个基本共识：美国理应运用实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共识超越党派藩篱，不受各机构政治取向影响。纵观美国战略决策圈的知识精英，虽偶有分歧，但在以下核心议题上立场如一：维护欧亚联盟体系、强化北约机制、坚定支持以色列、推广民主人权理念、深入开展反恐战争。

（二）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时期：“利益集团”奋起反抗

仅仅把二十世纪对技术专家的质疑归咎于MAGA运动，未免有失偏颇。早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前，智库的影响力及其对外交政策的掌控就已经备受争议。尽管如此，历届政府并未将其束之高阁。2000年代初期，专家阶层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边倒支持，为十年后人们指控这一圈子因循守旧、甚至贪腐变质埋下了伏笔。

奥巴马执政末期，其顾问团队旨在让美国外交政策回归某些基本原则，并公开表达了对建制派的不满。建制派对总统的政策倡议持敌视态度，在伊朗核问题上尤其如此。奥巴马因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当选总统，致力于为美国外交政策开辟新的道路，推行更加温和的外交路线。具体而言，就是转向亚洲，并从中东泥潭中抽身而退。

奥巴马的顾问兼撰稿人本·罗兹（Ben Rhodes）一针见血地将智库世界比作“利益集团”（“blob”）。这个词源自1980年代的一部恐怖片，片中一种外星生物会吞噬所经之处的一切生命。对华盛顿精英集团及其专家阶层固步自封的不满情绪，后来成为部分民主党评论人士经常提及的话题。自此以后，“blob”和“blobaganda”（blob与propaganda的合成词）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专门用来讽刺首都战略圈的思想僵化和抱团取暖。

特朗普首任期间，对维护既有秩序的华盛顿建制派的不信任情绪空前高涨。虽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罗伯特·莱特希泽（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等少数心腹力推“美国优先”理念，竭力践行特朗普的颠覆性议程，但“利益集团”在捍卫美国外交政策根基方面却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任期伊始，确实有声音认为智库社区危在旦夕，面临“生存危机”。然而，这些机构在政府技术部门的牢固根基，恰恰成为诸多重大议题得以存续的关键所在。

华盛顿建制派毫不掩饰其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对，而是公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政治学家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力图洗刷这种污名，更呼吁要让“利益集团”复兴，并直言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布兰兹振振有词地写道：“跳出条条框框思考问题固然有其价值……但条条框框之所以存在，往往自有其道理。”

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拜登上台执政以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似乎让智库重新焕发生机，其所代表的国际主义路线也得以复苏。拜登政府仿佛要彻底翻过特朗普这一页，开始从华盛顿最具声望的智库中招揽核心外交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卡内基出身）、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新美国安全中心）、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布鲁金斯学会）。

许多观察人士，如记者雅各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将此称为“利益集团”的“复活”，甚至是“复仇”——凭借其可靠专业知识的承诺，对抗特朗普的反建制冲击。媒体报道显示，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后，拜登政府每周都与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理事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等知名智库保持通话。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老牌大西洋主义倡导者重新获得影响力，如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和亚历山大·韦尔什博夫（Alexander Vershbow），二人均来自大西洋理事会。

各大智库意识到自身面临的信任危机，并在此期间积极寻求构建新的思想框架，力图让美国民众重新接受适应21世纪的国际主义政策。杰克·沙利文提出的纲领性概念“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就是在卡内基基金会孕育而生的，这完全是华盛顿知识精英为适应国内政治形势而做出的产物。

在为反恐战争提供理论支撑之后，智库将关注焦点转向大国竞争的回归，尤其是对华竞争。正值拜登执政期间，部分智库甚至利用“轴心”（axis）概念，将俄罗斯、伊朗等国纳入其中，塑造对立阵营。这一理论框架着重强调全球战场的有机联系，为美军在欧亚大陆的长期驻扎和国防预算的大幅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提出的“动荡轴心”（axis of upheaval）概念更是深得两党青睐，在2023-2024年间广为流传。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事件后，亲以反伊势力卷土重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民主防务基金会等机构重新活跃，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抬头。

然而，特朗普的再次胜选将一切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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