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朋友圈更容易出现“跟风式悼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疯了快跑，作者：侯丹，题图来自：AI生成

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我们对热点的反应速度被无限拉高。

一个名人离世的消息，可能在半小时内就传遍朋友圈，但大多数人对TA的认知，可能仅停留在“听说过名字”、“好像很厉害”的层面。

几乎成了一种社交惯性，人总是害怕被排除在公共话题之外，就像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影，你没看过也要说两句，否则会觉得自己“脱节”。

但事实上，对于名人本身，就拿许倬云先生的学术成就来说，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剖析、对“士大夫精神”的现代诠释，你得沉下心读他的《万古江河》《说中国》才能体会；蔡澜的通透豁达也藏在他的散文和访谈里，而不是几句“人间值得”的标签化就能总结的。

坏就坏在，短视频、短平快内容时代的信息获取习惯，让我们更习惯碎片化地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一套系统化的认知，这就导致很多人用“转发悼念”完成了对一个名人的“认知闭环”，却从未真正走进过这个人真实的精神世界。

而这种现象也是当下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群体性缅怀仪式化与深度精神连接的缺失之间的矛盾。

我们正陷入一场仪式化的精神消费，而社交媒体的技术逻辑，将悼念异化为表演性行为，最终加速了意义的消解。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人类社会行为的核心动力是通过仪式化互动产生的“情感能量”。这种能量包含集体亢奋的情绪状态，也指向长期积累的道德认同与群体归属感。

名人离世，社交媒体通过共同在场（虚拟空间聚集）、共同关注（话题热搜）、情感共享（集体哀悼符号）构建了新型悼念仪式。用户通过点赞、转发参与其中，短暂获得群体归属感。然而，这种仪式更多服务于身份表演，有人悼念是因“真了解”，有人是因“觉得该致敬”，更多人则是“跟风刷存在感”。

当悼念成为一种社交象征，意味着发布讣告动态的意义，也从缅怀逝者转向经营人设：展示文化素养、共情力，或某种意义上的潮流敏感度，进而形成新的社交鄙视链。

当然，名人逝后，对于大众来说，最直接有用的意义还有：大量全新的、滚热的社交场域流量：短视频与算法推送将知识压缩为“金句切片”，15秒视频能收割百万流量，阅读《万古江河》或《时间简史》却需数十小时——系统在无形中惩罚深度思考者，奖励浅层参与者。

这种“浅尝辄止”的认知习惯，让我们对大多数事物的理解都停留在符号化层面：提到许倬云，只知道“历史学家”；提到蔡澜，只记得“爱吃、通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人的思想反而越发匮乏。

悼念的潮水退去，沙滩上未留下思想的痕迹。

当然，也不必把这些现象看得过于负面。

至少，发个朋友圈能让更多人知道“许倬云”“蔡澜”的名字，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也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多走一步，突然想去读读他的书。

仔细想想，我们悼念的又真的是那个“不熟悉的名人”吗？

或许不全是。

更多时候，这种表达藏着一种对“被认可的价值”的向往。比如许倬云先生一生与病痛抗争却笔耕不辍，蔡澜活得通透洒脱，这些特质恰恰是当下很多人渴望却难以实现的。

转发他们的消息、配上一句“走好”，实际上也在表达：我认同这种人生态度、欣赏这样的精神境界。

而真正的问题不是跟风悼念本身，而是人是否仅仅只是做了一次跟风者。如果转发之后，能多研究研究这个人留下了什么，打开一本书翻两页，这种“悼念”就是有意义的，从社交表演也变成了一场传播的起点。

也就是说，现象投射的未必是“装X”，也代表了包括你我在内的普罗大众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呼应，只不过这种呼应常常因为缺乏对人物本身的深度理解，总是显得轻飘飘的。

这恰恰是这个超级信息时代的吊诡之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触到伟大的灵魂，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难走进他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疯了快跑，作者：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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