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颂原：致公党的早期道路回探见证华侨与祖国休戚与共

陈颂原（致公党中央党史党务委委员）

今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一百周年。回想致公党的成长历程，探寻致公党先辈的足迹，是能见证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见证海外侨胞饱受压榨和扬眉吐气，见证华侨与祖国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百个春秋太短，一万名致公人的精神可贵，我们致公人会更珍惜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来之不易，更理解和平、进步中国的意义。

一、海外洪门与华侨政党

（一）爱国的华工、华侨群众基础

洪门出现于我国明末清初，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民间秘密组织。18世纪起，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加大对洪门组织的镇压。这一时期伴随禁海,我国经济凋敝，渔民、农民、小手工业者大量流亡，为了谋生，或被诱骗、强迫背井离乡而远走国外。由于福建、广东等省的劳苦大众中有很多是洪门天地会成员，使得洪门随着移民流传到海外，也寻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华工在美国、加拿大及美洲其他国家主要从事开金矿、修铁路等体力活，下南洋的华人和华工主要从事农业、渔业、贸易和采矿行业，他们不仅受种族歧视，还有很多是受奴隶般的残酷压迫剥削。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海外侨胞的利益，而华工作为劳工阶层，在海外寄生，只能靠开展自救，互助共济，反抗压迫和欺凌，抗衡外部势力。他们需要团结才能生存，需要保护，需要维护自身权力，于是华工、华侨寻求到洪门组织，按照国内洪门形式组织起来，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的组织——海外洪门。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对家的恋，对宗亲的义，对家乡的念，支撑着远行的游子，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这是深根于中华民族灵魂之精神。对于华工、华侨来说，体现在爱家、爱乡、爱国。在泰国出生的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王宋大和在马来亚出生的致公党北京市委原主委郑正仁都是出生在海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国；司徒美堂回国住了几年，娶妻生子，把自己的儿子司徒柱留在国内。老华侨中有不少还保留把嫡长子送回国的习俗，把根留在国内，也就义无反顾了。对家和乡的眷恋支撑着华侨在国外的一切。在国外生活的在好，也是漂泊在外，也如同生活在他人家中，远不及生活在国内自己家来的安心，他们是从内心深处关注自己家国的这片故土，这就是海外游子的爱国情。二十年前，我因私去新西兰，在奥克兰机场入关被检查行李时，突然听到面前黑肤色的工作人员用中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你好”，这声“你好”顿时让我的心振动了，这是与国内听到的“你好”完全不同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做中国人的自豪与被尊重。期间我去一个堂弟家做客，他说：“到了国外，才感觉到爱国”，以前也听过这种话，但这时，我是完全体会到了他发自内心的情感。

也正是这份爱国情，当年的海外洪门要秉承洪门的志愿，始终没有忘其“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也正因流落到国外，加之华侨其特殊的爱国心，很自然承载了爱国的民族魂，通过孙中山革命宣传，更激发了爱国情怀，也更意识到：中国不强大，华侨没地位。这一情怀洪门传承了，可以说：洪门致公堂到致公党，一直就没有断过。

海外洪门在维护海外侨胞利益的同时，团结了广大受苦、受压迫的华工、华侨，自身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迅速扩大了群众基础，逐步成为了一个爱国的大群体，也是中国近代支持国内民族复兴、解放和建设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甘蔗园里的华工，翻拍于江门华侨博物馆

（二）海外洪门支持辛亥革命

美洲洪门致公堂是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当年“旅美华人十有八九是洪门”，其号召力很强大，这引起孙中山的关注。洪门是华侨的组织，是让华侨参加革命的大门。为了得到海外洪门的支持，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国安会馆，任职洪棍，并帮助改组致公堂。同年5 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由此可见，“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加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说明海外华工首要的是爱国、爱中华的众意，为此而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改造后的洪门组织，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高，逐步从秘密结社的反清复明的堂口，转变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会党组织。1905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为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孙中山于 1911 年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也要求各地洪门组织与同盟会联合，匡扶革命事业。双方还于5月发出《同盟会致公堂之联合》布告，并6月18日在报纸上刊登，宣布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这一举措不但扩大了致公堂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致公堂成员的结构，提升了战斗力，同时也更扩大了社会影响。

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致公堂成立“洪门筹饷局”，提供经济支持，同时组织洪门人士直接参加革命。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都有洪门致公堂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加拿大致公堂踊跃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将其堂所出售筹集款项全部支持了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孙中山曾赠言：“华侨乃革命之母”，充分肯定了华侨（海外洪门）的历史贡献。这一时期洪门致公吸收了一些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加入，一方面提升洪门人员素质，另一方面引入革命思想，唤醒了洪门参与国家政治的觉悟，成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改堂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2011年9月，全加洪门达权总社赠送的，1911年2月当地致公堂将一堂所连地，向皮卑诗置业有限公司，揭押一万二千元，作为黄花岗之役军饷证明的照片。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时和海外人士合影。

（三）海外洪门组党 海外洪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组织，并且长期生活于海外,容易接受欧美的政党政治制度思想，由堂而党，参与国政，提升爱国之情怀。

1923年10月10日,在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的《缘起》中写道：“我洪门为复国、强国而起，为保国而存，为富强国而力图进取。”辛亥革命后，致公党的成立，是致公堂在爱国主义情怀中，完成其政治属性的历史转变，取名致公党，继承了致公堂的“致公”，提升了组织结构，并把洪门致公的爱国主张落到实处，此时的“公”已成为致公党建党宗旨的始点。至此，洪门致公堂从秘密结社组织上升到旧民主主义政党，改堂为党，改善了组织结构和性质，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王起鹍和郑婕妮都提供了此照片

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发表告洪门全体书，宣布成立中国致公党。图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陈炯明，他不是冲动的反封建斗士，他是有思想的政治人物，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参与宣传和推动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12月1日为漳州出版发行的《闽星》半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提到：“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全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齐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我届……的境地”。在文中，他还提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才是“较善的主义”。“故此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12月4日—8日，陈炯明为《闽星》撰写了《不为罪恶的奴隶》，阐述了社会主义见解。文中提到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的“罪恶”表现，提出“若要去解放恶制度，去打破恶习惯，去改造恶心理，单是靠少数觉悟的人也是不能行的。所谓革国家命容易，革社会命很难。但是人人能够晓得社会里面所有恶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所有恶习惯，就是奴隶习惯；所有恶心理，就是奴隶心理。能够这样猛醒，大家耻为奴隶，就要去推翻去创造，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当时的漳州被俄共（布）远东局东方部主任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把漳州描绘成中国革命者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圣地，并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为共产主义刊物。不难看出，陈炯明所推动的漳州之治，有其进步作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定交集，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些助推作用。虽然陈炯明在漳州的新政及《闽星》的社会主义宣传，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总体上讲他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但无论如何，陈炯明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其思想是与共产党有交集，并对致公党的早期理念及其发展有影响。

1919年后陈炯明提出“三建主义”:（一）建国,主张复兴中华民族,政治上建立"联邦民主制"。（二）建亚，主张以建立大一统的亚洲联邦政府。

（三）建世，主张：“人种平等”、“民族自决”、“社会共济”、打破一切阶级、国家的界限，以建立“万国联邦”。受之影响，1925年10月致公党发表了《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也是致公党一届党纲），其中提出：“一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也体现了致公党的目标远大，志向宏伟，言国政主张，谋探索世界大同。在1931年9月的《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决组党存堂公约》中有所体现，“着手完成中国统一独立和平自由”，“发扬东方文化增进世界和平”，这与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点类似。1931年11月6日的致公党“二大”的通告第一号，“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为中国致公党之主义 ”，这实质上是一种共费目的（是共同消费之意——不只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而且产品共同享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提倡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上看, 是有进步作用的。

早些年的致公党与致公堂存在党堂不分，堂既是党，党既是堂的情况，但致公党与致公堂是有区别，体现在致公党是个政治组织，有政治纲领，致公党的政治诉求也更高，更具体。致公党早期是“党领导堂”，致公党是能够影响洪门致公堂的。华工、华侨是洪门的群众基础，也是致公党的群众基础，正如雷荣珂所言：“致公党的华侨的阶级构成是各种无产工人，各阶层农民”。这可以说致公党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劳动群众为主的政治组织，这和以工人和农民为群众基础的共产党有着天然和本质的相似。致公党"一大"政纲（《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提出的“一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理念，与共产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也多少有些相似。

二、建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

（一）城头变幻大王旗，见证中国议会制度和多党政治的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到1913年年底政党蜕变为止，号称党、团、会、社的新兴团体共682个，其中基本具有政党性质的团体就有312个。在此背景下，海外洪门组织谋求成立华侨政党，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并支持国内政治。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指出，“政党政治为行政代议制国家所不可免之事实”，“政党之建立应以国家为前提、其建立应以政策主张为基础，不当以人物势利为结合之媒介”，“政党应以正义为依据，不取利用与象机主义。是者虽弱必扶，非者虽强必伐”。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缺乏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基础，机械地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都以失败告终，变换之频，世所罕见。这些政党都成为军人、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舞台，但从当时中国从清朝封闭体制刚走出来的社会角度看，大浪淘沙，探索新社会、新事物，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节奏。

（二）目睹国民党独裁腐败没落，开启助共之旅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学习苏俄提出了“以党治国”主张。然而，这一主张却被蒋介石篡改成“一党治国”，实行独裁统治，继而从“党天下”转向四大家族的“家天下”。国民党倒行逆施，迫害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等七人爱国无罪。致公出于爱国公心，同情共产党，发出反对和谴责国民党的声音，开启致公支持中共新历程。

1938年，陈其尤因揭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倒卖军火的罪行，而触怒并获罪于蒋介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突如其来的遭遇，给心怀报国志的陈其尤打击之余，开始深刻反思，彻底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海外侨胞也纷驰急电，反对“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的行径，让致公党人认识到国民党的“党天下”与致公党的“公天下”是不同的理念。

陈其尤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住处的现照片

（三）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对时局不同的表现

在抗战胜利前夜，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大会的眼睛要想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无名小卒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在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明确表达应对“大事变”的思想。“七大”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段落，中国人民已经大大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

大会还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时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毛泽东还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大会还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多数人民为基础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合法地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这一用词，意在团结和联合民主的“各党各派”，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提升了统一战线工作，从1935年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转变。

经过抗战的洗礼，共产党也更成熟，“七大”的召开是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前夜面，对国内形势的清醒总结，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设想，这种高思想的站位，无疑容易被广大有识之士所接受。反观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人民群众从建家园、恢复生产、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大捞胜利之财，沉浸在喜悦中，整日吃喝玩乐、风花雪月，腐败更进一步，并对民主党派进行打压，解散了民盟。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表现，包括致公党在内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会不关注，不会不明了。三、抗日救亡，认同共产党主张

（一）投身抗日爱国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致公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并号召华侨积极参与，以尽职责。当时致公党的实力不可小视，据陈其尤在《中国致公党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一文中叙述：“计由此至民国二十二年，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这完全是股不小的爱国力量。1931年致公党“二大”期间，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日作出反应，“通告各埠党部，准备救国事宜”；11月6日，致公党“二大”发出的通告第一号，还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致公党领导人陈炯明于10月10日和12月1日相继发表《致蔡元培张继书》和《敬告国人书》，号召：“今日之事，寇已压境，民已垂毙，宁粤双方，即有深仇大恨，亦当涣然冰释，急谋改弦更张，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即唯一出路，在于国民起而自决，组织救国大团体，实行全民总动员之运动是也。国民如何自决？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当此国难临头，停止内事（争），共御外侮”。致公党政治上主张：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由此，致公党秉承爱国主义，其政治理念是支持与各政体及社团合作抗战的，在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就筹得10万银元，由致公党人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致公元老之一）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辞去其他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5年之久，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同时也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据连贯的回忆文章中记载：“在财力上给与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仅我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便多次收到美老（司徒美堂）从美洲汇来的大批捐款”。

（二）漫骂、不理解，因抗战与中共相认、相知，到合作

1928年陈炯明在《中国统一刍议》在反蒋的同时也对共产党进行诋毁，认为：“且赤寇之祸国，由于联俄纵共而来”，“一任共匪在党外活动，自悬苏维埃之旗帜，焚杀各县之良民”。1931年12月1日陈炯明发表的文章依然代有仇共心理，认为：“至于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共产党遍布南部各省，随时可以乘机爆发”，“中国造成赤色，狂飙东吹”，但言辞缓和了些，没用“共匪”、“赤寇”，而直呼“共产党”。

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左”倾情绪，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资产阶级运动之初，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在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1929年中共中央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并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主张的影响，错误的“左”倾“立三路线”左右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193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 “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排”和“中间营垒”的存在。“把资产阶级、上层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革命的对象，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这时期的“左”倾路线过激的苏维埃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产生不好的影响，使国内众多人士不理解、不支持。

1932年1月28日，日军登陆上海。第十九路军即奋起迎战抵抗，后来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进行“整肃”，从上海撤下，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蔡廷锴为洪门中人）等原粤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因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苏区红军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签订《反蒋抗日初步协议》，至此步入反蒋抗日仇共到反蒋抗日联共的新轨道。值得一提的是：陈演生（注：陈演生在致公党二大时被推举为秘书长，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后，致公党领导人中陈演生是党内职务最高人，他负责致公党日常工作）派人送去数万元经费，以支持福建事变。另根据陈其尤档案记载：“福建事变致公党也参加策划起事”，也佐证了这段叙述（送经费）的可能性。这也说明致公党在支持抗战的同时，还积极寻求包括中共在内的抗日力量的接触，兑现“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同年12月20日驻美国的中国致公党（堂）总部通电拥护，表示“愿竭绵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使”；加拿大温哥华全加致公党（堂）总办事处亦驰电对封建人民政府“倒蒋抗日，极表同情”。“福建事变”开启了竖旗、倒蒋、联共、抗日新走向。

1938年，陈演生派钟秀南回海丰支持“海陆丰旅港同胞回乡服务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被推选为海陆丰抗日救国统率委员会主任、人民抗日统率委员会司令，并频繁与中共海丰县委和东江纵队领导人接触，支持抗战。1939年2月，统率委员会支持中共东江在海丰活动，为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筹集了一批枪支、弹药，为建立中共领导的汕尾自卫团第五中队（30余人）出了力。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委引导下，1937年8月开始，在港的海陆丰同乡会等组织回乡救亡服务团，参加并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2月香港海陆丰同乡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组织了二三十人回海陆丰开展救亡工作。193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南洋惠侨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员工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的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香港设总团办事处；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1939年1月，以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所组织的两个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县的淡水正式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联络各地洪门，漕运码头一直就是洪门重要聚集地，船家和海员中有洪门中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陈演生是香港海陆丰同乡会长。余闲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在东团成立的事上，也间接说明有致公党作用的存在和身影。东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共产党与致公党早期接触与合作的事例。

张友仁是陈演生介绍加入致公党的早期党员，他在惠州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募捐筹款，赈济难民，收容难童，为东团提供活动场所，作为团部驻地，营救革命同志。刘锦汉在香港任南洋救亡总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主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郑天保（郑晋）受叶剑英委托与曾生、叶锋等同志在惠阳、宝安等地发动当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于1938年10月参与组建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郑天保任副队长兼参谋长。叶少梅在郑天保的邀请下，参加抗日斗争,掩护抗日民主活动，与东江纵队联络员互通情报，共同战斗，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光荣负伤。1942年3月，钟秀南等致公党人帮助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人士安全离开香港，在海丰马宫码头登陆，再由中共海丰地下党护送到粤北。

1939年2月，在吉隆坡，郑天保应邀出席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1941年，郑天保回马来亚，在奴州的万利和甘马挽等地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战斗。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菲律宾后，许志猛联合洪门爱国人士，建立了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许志猛为负责人，还与洪门及爱国青年师生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许志猛担任抗日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马来亚的官文森组织惠州救乡会，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1945年4月，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俊葱参加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招待会，并于6月11日邀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作《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的主题演讲，发动洪门人士做好董必武的保卫工作。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照

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举办演讲会时与当地群众的照片, 董必武（左二）。(照片由王起鹍提供)

（三）致公党第一代领导人与中共的缘

1.陈炯明是致公党1925年10月至1933年9月的领导人。

陈炯明是海丰人，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是当时反封建的代表人士之一，虽然辛亥革命后他成为地方军阀一员，但他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做了很多贡献，积极推进城市建设，“修公路”、“建公园”，提倡“办教育”，是“新文化运动”的助推人。在闽南推行新政，提出：“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刷新政治”，宣传布尔什维克，使漳州面目崭新，是当时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地区之一。1920年，陈炯明还支持陈独秀在广东办教育、宣传共产主义。

1921年，介绍彭湃到海丰任教育局长，鼓励彭湃在海陆丰办农会，至1923年和1924年中一直扶助彭湃搞农民运动。柯麟（注：柯麟是海丰人，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年中央特科成员，1930年至1951年，柯麟受党的指派一直在香港、澳门以医生身份广交各界朋友，开展社会活动）一直与陈炯明来往密切，他与陈炯明的女婿柯汉声是堂兄弟，关系很好，在香港期间柯麟还一直是陈炯明的私人医生。1928年9月彭湃夫人蔡素屏及其次子彭干仁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关押，陈炯明吩咐钟秀南等人设法营救；1929年8月30日彭湃被杀害，9月初陈炯明派钟秀南回海丰将彭湃的母亲周凤及彭湃在海丰的三个孩子接到香港，保护起来。

1931年致公党致公党“二大”提出的“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为中国致公党之主义 ”。这都说明陈炯明一直在探索中国之革命道路，他对共产主义有他的理解和接触，一直与共产人有交往。当时陈炯明是致公党的首要人物，他影响着致公党的作为。“九一八”事件后，他在民族大义面前很早就提出：“即有深仇大恨，亦当涣然冰释，急谋改弦更张，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组织一种‘救国大团体’”，“采取超越党派，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停止内事，共御外侮”抗日主张。致公与中共在此民族危亡时期找到了共识与接触点，为致公党与共产党的接触、合作提供了基础。

2.陈演生是1933年9月至1947年5月间，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的人。

陈演生是陈炯明嫡系，与陈炯明一起出来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更是坚决支持陈炯明的人，对陈炯明提出的抗日主张是坚决维护的人，他也是海丰人，柯麟自然与陈演生有交往，还是陈演生的私人医生。陈演生在1952年去世前就给林菁（陈演生的夫人）嘱托过：“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去找柯麟”。可以想象陈演生与柯麟的关系不一般，柯麟能把当时的“澳门王”何贤和马万祺都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对有致公党及洪门背景的陈演生也一定是他团结的对象。

193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团，、日起窝棚中就有余闲乐和香港海陆丰同乡会的参与。1939年1月，以香港惠阳青年会和香港海陆丰同乡会所组织的两个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淡水正式成立东团。东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表面上看不出来东团与致公党有关系，但陈演生是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会长，余闲乐社是海员工会组织，海员工会里有大量洪门人士，陈演生在洪门中威信很高，不难看出其中陈演生的作为。

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致公党也积极参与，号召各处党员、洪门和华侨“出钱出力，以尽职责”，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旗帜的感召下，在共产党的团结引导下，因抗战而共识，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对比国民党，共产党更得民心，陈演生逐步认清中国政治，寻求光明，认同共产党，推动与中共的合作。在抗战胜利后致公党恢复工作和推荐与中共有联系的陈其尤出任致公党主要领导人的节点上，陈演生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当时致公党最有影响力的人。

（四）陈嘉庚与中共的接触和交往

1906年4月6日建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其中的骨干成员有21位是洪门，陈嘉庚就在其列。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南洋的华侨也成立不同支援祖国抗战的群众组织。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桥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选举陈嘉庚为主席。根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1937年至1945年华侨捐款共计十三亿（国币），其中南洋华侨捐献的比例最大。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于3月到达重庆，马不停息地参观、访问、慰问祖国军民，视察国内抗战状况，在出席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办的茶话会，向叶剑英询问到延安的路线和交通，表达了想去延安参考的诉求。于5月31日来到延安。陈嘉庚在延安期间，边慰劳考察，边各界人士交谈，还多次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交谈国事，还会晤了毛主席，双方开诚布公，有啥说啥。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在重庆国民党招待的是大鱼大肉的宴席，延安共产党招待的是米饭青菜和促膝谈心，延安共产党是交心，国民党的是讲排场，也让陈嘉庚明察了重庆与延安真性，看清了中国的命运。

1949年1月21日，毛主席发电报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国事。陈嘉庚接到电报后，很快回电“严寒后决回国敬贺”。同年5月，陈嘉庚启程回国。

（五）司徒美堂与中共的接触和交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第3天司徒美堂就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与3月14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 1941年12月初，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进攻香港等地，司徒美堂被困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香港洪门人士的帮助下，潜渡回内地，1942年1月，辗转数百里抵达重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邓颖超到其下榻的中央饭店看望，并带去几份《新华日报》，让他明了时局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办欢迎会上，介绍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情况。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美国做华侨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为司徒美堂送行，并嘱咐其向旅美华侨宣传祖国抗日及抗日真相。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回国应周恩来的邀请，到访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与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领导亲切交谈。7月25日，司徒美堂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重重阻挠，出席由中共代表陆定一及上海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等在来喜饭店为他所举行的欢迎茶会。周恩来向司徒美堂介绍中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做其统战工作。1946年底，司徒美堂毅然据绝当“国大”代表， 1947年7月，在上海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标志与国民党决裂。多次与中共领导的接触和交往，促使司徒美堂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左四）、董必武（左二）、邓颖超（右一）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接见司徒美堂（左三）。

（六）陈其尤与中共的接触

1941年，陈其尤从贵州息烽监狱获释，移居重庆。从蒋介石的座上宾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思想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变化，报国无门，内心苦闷彷徨，但依然心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就在他处在黑暗中不知方向时，在街上偶遇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此时黄鼎臣利用医生的身份和开诊所的便利条件,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注意与爱国民主人士广泛接触,为党做统战工作。陈其尤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黄鼎臣通过许涤新等人的联系，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对陈其尤进行统战工作，新华日报徐迈进等人也经常去黄鼎臣的诊所与陈其尤交往，宣传中国共产党国是主张，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通过深入的联系和交流，陈其尤曾经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国民党政府驻港特派员，对蒋介石有过好感、过交良好的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获得新生，同时配合中国共产党与黄鼎臣一起做司徒美堂的统战工作。

（七）对比国民党，认同共产党

抗战对于致公党来说是机遇，是发挥作用，也是锤炼自身，认清中国政治，反思与总结发展道路，寻求光明的时期。与此同时，共产党也认识到致公党（堂）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致公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抗战使致公与中共间关系发生渐变，由不支持、不理解，同情、支持，相识、合作，到拥护共产党。

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人们期待重建家园，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国民党政府逆时代潮流而动，试图坚持其一党独裁，没有从人民和国家的角度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而是一方面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吃喝玩乐，腐败堕落，另一方面抢占胜利果实，加紧备战，调动部队。而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讲话，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则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还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加大了对民主党派的团结和统战工作，顺应民意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设想。

对比国共两党，致公党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只有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才能救中国，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海外华侨才有强大的靠山，才能为人民谋幸福，求大同天下。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中，致公党跟随时代节奏调整与发展。致公党开始吸收了一批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加入致公党，提升致公党党员政治素质，为致公党“三大”的历史转变，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作了人才准备。

四、走进新政协，历史的选择

（一）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看清国民党之后，又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中国致公党重新找到明确的政治方向。在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的建议下，黄鼎臣、伍觉天等加入中国致公党，帮助中国致公党改组。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在政纲中明确指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本党反对一党专政而主张建立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国内各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三大”以后，致公党历史发生根本转折，标志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号召”的召号，立即得到中国致公党的拥护。5月5日，包括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电报，拥护“五一号召”。6月9日，中国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的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号召华侨同胞，“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六九宣言”的发表，可以说：致公党是最早，也是最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民主党派。同时，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的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六九宣言”是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这标志着中国致公党已经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照片由王起鹍提供)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三大”以后发表的重要文件和文章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举行，雷荣珂、严希纯出席了筹备会。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致公党的代表还参加了国旗、国徽方案的审查选定工作。在筹备会议开始前的资格审查期间，周恩来亲自介绍了致公党的情况，并指出，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动员侨胞支援抗战做过有益的事，解放战争中又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美蒋反动统治，参加了人民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在香港总部留守，未出席会议）、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作为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24 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的重要意义，表示拥护赞成，并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字，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26日，司徒美堂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参与对国号的讨论，力主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上，致公党还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陈其尤、陈演生、司徒美堂当选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陈嘉庚当选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代表及致公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开启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自左至右：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未能出席)。

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图为1948年12月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乘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左五为陈其尤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签名簿

陈其尤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照片

司徒美堂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会议时报到签名

致公党早期的发展是与中国的革命密切关联，爱国是主线，并积极参与革命。成立初期，处于政治上的幼稚阶段，遭受过极大的困难和挫折，组织活动曾一度停滞，在思想上也出现迷茫困感，不知何去何从，也可以说，按其原有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但爱国是致公党的基础，谁爱国，就支持谁。致公党人以朴素的感情，一直在探索中国革命，寻求致公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发展道路，在投身抗战中，接触共产党人后，相互了解、合作，并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渐明确政治方向，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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