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年轻人“宁做亡国奴，不做牺牲品”

德国电视二台（ZDF）7月的访谈节目现场，27岁的作家奥勒·尼门（Ole Nymoen）面对战争与抵抗的假设性问题，抛出一颗震撼舆论的炸弹：“宁做亡国奴，不做牺牲品。”他将国家定义为“暴力机器”，直言不会为其献身，如果战争爆发，他的选择顺序是：逃离、隐藏，最后才是争取非战斗岗位。

这并非尼门的即兴之言，在他的著作《我为何永不为自己国家而战》中其实早已埋下思想引信。尼门也不是在自说自话，他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德国青年一代的思维。

德国安全政策正处于急剧的转折点。俄乌战争三年来，德国国防预算飙升至冷战后的高位，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计划到2029年将现役兵力从18万扩至26万，准备推出“自愿兵役”模式，并暗示可能恢复义务兵役。“战争能力”这个二战后几乎绝迹于公共话语的词汇，两年来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德国国防部的时兴口号。

乌克兰战争以来，德国人对战火的忧虑急剧增高。“壳牌青年研究”是德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青少年研究系列报告之一，根据它的调研结果，2019年仅46%的12岁至25岁德国青年担忧欧洲爆发战争，五年后的现在这个比率飙升至81%。

今年德国电视二台的民调也显示，72%民众担忧战火蔓延欧洲；电视一台（ARD）的调查中，64%受访者对战争感到“较大”或“极大”恐惧，许多人明确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冲突的可能。在原东德地区，历史记忆与经济落差放大了不安：46%居民担忧会爆发战争（全国平均41%）。

另一方面，根据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心的调查，仅42%德国人愿拿起枪来保卫国家，且性别差异惊人：50岁以下男性中，愿战者61%，同龄女性仅21%。

换句话说，德国年轻人对安全的焦虑并没有转化为保家卫国的参与意愿。

现实地说，由于北约的存在，德国人的安全焦虑并非来自于外敌入侵，更多地来自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地缘安全环境恶化。俄乌战争外溢，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升级，中东乱局，移民危机，网络威胁，都引起安全焦虑，但都不同于外敌入侵，也没有转化为外敌入侵的现实路径，“今天乌克兰，明天欧洲”只是政客和媒体的蛊惑之词。

德国人的焦虑或许更加来自于对已经习以为常的战后世界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性撼动，只是外化为安全焦虑了。

对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反思和在民族心理层面上排斥战争合法性也抑制了德国人尚武从军的意愿。既然德国入侵的时候会受到北约保护，而外交应该成为主要解决争端的手段，有什么理由尚武从军呢？

在德国舆论里，有“好战争”，如乌克兰战争里乌克兰和欧洲在“捍卫正义”的一方，这是“好战争”；也有“坏战争”，如加沙战争李以色列防卫过度、草菅平民，绝对是“坏战争”。但“好战争”也只是“好”到德国人愿意解囊相助，而不是拔刀相助；“坏战争”更是限于道义谴责，绝不出手制止。

既然“好战争”和“坏战争”里德国都不介入，有什么理由尚武从军呢？

皮斯托留斯在2023年底抛出Kriegstüchtigkeit（战争能力），直白强调全面战备，打破战后和平主义话语禁忌，引发争议。2025年默茨政府上台后，把这个颇具争议的说辞悄然替换为Verteidigungstüchtigkeit（防御能力）。一字之差巧妙地弱化了进攻性的联想，既契合北约的集体防御逻辑，也降低国内反弹。但德国依然没有解决在民意层面上把政治意愿转化为军事现实的问题。拨款不是问题，民意和从军才是问题。

除了国内的和平主义，国际上德国也有重新武装必然引起的欧洲警惕问题。现代德国开始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韬略与俾斯麦的铁血将“严明的军纪”与“尼伯龙根式的忠诚”铸入德意志基因。军装象征尊严，兵役等同成人礼。这种价值观成为德国民族精神铸造（nation building）的核心，随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和第二帝国的诞生而达到顶峰。

如果说一战战败并没有终止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二战战败彻底打断了这一传统：军事荣耀与纳粹罪责牢牢捆绑在一起。不管在美英法管制之下的西德，还是苏联管制下的东德，德国的军事传统被纳入东西方军事机器的大架构里，而剥离了民族精神的元素，冷战后合二为一（实际上是解散东德德军）的“新德军”继续军事传统与德国民族精神的剥离，普鲁士精神成为历史的垃圾。

2011年，德国停止义务兵制度，军队职业化将德国民族精神进一步去军事化，军人只是一种领薪打工的职业，为国捐躯只是工伤事故。年轻一代彻底脱离军事体验与尚武传统，国防认知仅存于新闻与影视。

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令教育和舆论强调战争的破坏性，军人和军事的价值受到系统的否定；和平红利与北约保护弱化了国防对个人的责任感；高福利社会也将个人生存质量置于公民义务之上。青年一代沉迷于外交、制裁、国际法作为冲突解决办法，妥协优先于牺牲，出钱出枪让别人打仗是最高限度。即便威胁重现，整个社会也本能地寻求军事联盟的庇护，而非全民皆并、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