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称中国、印度等国博士生人数“过剩”,是这样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题在国内舆论场持续发酵,但讨论的焦点逐渐偏离核心。部分媒体转载时,仅大肆渲染“博士生太多”“学术圈挤爆”等吸睛表述,并未深究其背后的事实。更有甚者,衍生出诸如“高学历泡沫”“博士生培养是数字游戏”“博士失业危机”等催生焦虑和负面情绪的文章。
一组数据凸显规模扩张:2000年至2024年,中国在读博士生从6.73万一路攀升至60余万,20余年间增幅近10倍,叠加“论文压力大”“延毕率攀升”“毕业后高学低就、大材小用”等现象,让“学历通胀”的焦虑持续发酵。
为打破“学术独木桥”困局,让博士就业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职,近年来政策层面已作出调整。2020年以来,相关政策反复强调“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培养一批厚基础、实战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工程学科为例,自2022年起,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已三度扩展,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航天科工等8家企业入选。
不过,博士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断链”,绝非单一环节偏差,相关修复尚需打通评价体系、企业生态、社会认知等不同环节的系统性梗阻。
首先,培养和评价体系的学术惯性尚需打破。尽管政策已明确倡导通过多元赛道扩大专业博士招生,但一些高校的评价机制仍延续“唯论文”导向,导师和博士生的精力仍大量消耗在发论文、争项目的单一赛道,实践环节流于形式。一些专业博士在转型过程中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既缺乏行业经验,又无法在学术圈立足。甚至有人调侃,博士培养变成了一种生产高文凭的产业,半数博士生只是拥有一张证书而已,未能真正掌握与之匹配的能力。
其次,企业引才、用才的生态短板尚需补齐。当前,许多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难以提供充分释放博士价值的优质岗位。部分企业存在职业发展通道狭窄、创新文化贫瘠、难以包容失败、激励机制滞后等问题,导致引才难、留才难。在这一方面,企业除弥补自身生态短板外,可借鉴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经验,400多个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由企业提出技术难题,高校组织研究生团队攻关,从而联合培养真正具备产业视野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在其毕业后“接住”这些高端人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破解博士生培养的“断链”难题,须跳出“数量论”的陷阱,构建政策、教育、产业、社会协同发力的生态体系。具体而言,政策端持续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对急需领域的前瞻性支持,搭建高效的产教研对接平台;教育端变革评价“指挥棒”,将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攻克产业技术难题置于与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同等地位,将产业项目深度融入专业博士生培养全链条;产业端则需企业与人才的双向托举,企业主动深入参与人才培养,用“真问题”锻造专业人才,用优秀人才加速企业升级;社会端则需更加包容,对人才流动的认识更加理性、客观。
对个体而言,追求更高学历是基本权利。诚然,博士多了,学业和求职竞争愈发激烈。博士学位,拿还是不拿?走学术路线,还是专业路线?面对选择,关键是不被潮流所裹挟,认清自己的目标与兴趣,方能少走弯路。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冯丽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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