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如何排队？,经济学家如何排队上班

（文/蒂莫西·泰勒）

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人人都面临约束，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权衡、取舍、做出选择。经济学的这一核心概念，即权衡、取舍并做出选择，适用于许多决策行为。因此，这种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中其他领域的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将其触角伸向了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并提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洞见。

我从1986年以来，一直担任《经济展望杂志》的执行主编，这是美国经济学会出版的一本著名学术期刊。我日常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玛卡莱斯特学院工作。每次在聚会上与某个人聊天，或是和出租车司机或飞机上的邻座闲谈的时候，当我告诉对方我为一本经济学学术期刊工作时，他们的反应相当一致。他们会先悄悄翻个白眼，然后微微摇头，用身体语言表明：“哇，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种反应其实反映了下面几种疑虑。人们可能会觉得，我肯定是个怪人或学痴，也有可能会随时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统计学或某个经济学定理，所以要对我多加小心。比这更糟的是，我很可能是某种怪异的狂热分子，比如极端的资本主义者，或者极端的社会主义者。我还一眼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方都认为我很可能马上就要大放厥词，而我感兴趣的东西极度乏味枯燥，让人难以忍受。在很多情况下，我几乎可以看到对面的人在默默祈祷：“拜托，拜托，千万别让他谈论经济学。”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则会问我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你对经济有什么看法？”或是问：“你认为股市会怎么样？”

好吧，我可能略有一点夸大其辞，但绝不是过分地夸张。经济学家好像确实和一般人不一样。我想给你们讲三个经济学家用来自嘲的故事，它们也许能说明上述不同之处到底在哪里。这些故事当然只是笑话，但它们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世界的。经济学家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选择之所，有时候这些选择出乎意料，并可能导致人们做出令人不安的反应和互动。

先讲第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老故事，主角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德·布朗利（Oswald Brownlee）和约翰·豪斯（John Hause）。有一天，他们两人在回家的路上想买些牛排做晚餐，于是就在沿途的一个市场停了下来。当时正值晚餐时间，市场上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取了一个号码，排到了队尾，比如说，他们排在了第20号。不过，他们想早点回家，于是他们来到排在队伍前列的一个人面前，提出给那个人一点钱，并和他交换位置。可他们发现，那个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这个花钱买靠前位置的提议。

作为经济学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假装不理解的态度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目的是抬高自己的要价。所以，很自然地，他们心知肚明地提高了出价。这个时候，其他排队的人开始注意到他们的策略，并纷纷对此表达了意见。虽然很难用一句话总结所有人的反应，但可以公平地说，大家的普遍反应是对他们的提议极为不满，甚至可以说对他们充满了敌意。

现在，请努力设想，这两位站在队伍中的经济学家会怎么做？他们开始向排队的人解释，他们只是在尝试做出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即他们付出一些钱来换取一些时间。归根结底，这笔交易不会影响其他人。假设某人之前排在第18号，那么在交易之后他仍然排在第18号。如果他们成功达成交易，买到了排在第1号的人的位置，那个人会和他们交换位置，排到队伍后面的第20号，因此这个交易不会对队伍中的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在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看来，这种交易都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不管怎么说，人群开始情绪激奋。一些人完全看不到这个经济学提议的合理性。最后，这两位经济学家只能灰溜溜地回家，点一份外卖披萨当晚餐。

下面再讲第二个故事。大多数人可能都很熟悉下面的场景：你到了机场后发现，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比飞机上的座位多，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航空公司会发布公告称：“我们的航班超售，如果有哪位乘客愿意乘坐下一班飞机，从而获得一张免费机票或者一张价值300美元的机票优惠券，请与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联系。”他们最终总是能找到一位自愿这样做的乘客，顺利解决问题。但这种情况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如此的。

在大约1978年之前，航空公司如果超售机票，即卖出的机票数量多于航班上的座位数，而作为乘客的你不幸在起飞前才到达登机口，飞机已经坐满、没有空位，那么你会被简单粗暴地踢到下一班飞机，没得选择，也没有补偿。一位名叫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于196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解决航空公司超售问题的实用方案》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堪称实用的基本构想，即航空公司应该要求人们写下自己在什么条件下愿意延迟到下一班航班，然后航空公司可以选择出价最低的乘客。

文章发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惯干之事，即提出一个愚蠢而不切实际的提议，既不可能真正实施，更不会真正奏效，而且还听上去怪里怪气，并有一点令人不安，甚至就像试图在杂货店花钱购买队伍靠前的位置一样不可理喻。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当航空公司开始被要求为那些因超售而延误到下一个航班的乘客提供免费机票时，航空公司和乘客都发现，这种方案实际上行之有效。它不仅有利于乘客，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选择是否被踢到下一班飞机，而且对航空公司更有利。

航空公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心地超售机票，而不必受到惩罚。他们知道，如果航班真的超员，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自愿让出座位的人，即使需要为那个人提供补偿，但那个人的做法毕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违背自己意愿的被迫行为。事实表明，让人们可以自愿选择延误到下一个航班，而不是无奈地被踢到下一个航班，这对包括乘客和航空公司在内的所有各方都更加有利。

下面再讲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有时候会被经济学家归入高尔夫球场笑话之列。它讲的是有一天，三位朋友去打高尔夫。这三位朋友分别是一位牧师、一位社工和一位经济学家。他们在球场上打球时，排在他们前面的那群人打得非常非常地慢。一天结束之时，我们这三位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已经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他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等待。

他们去找高尔夫球场的经理投诉，说：“你看，我们前面的那群人打得实在太慢了，他们毁了所有其他打球的人的心情。”经理回答说：“哦，我实在很抱歉。我们会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但你们知道，你们前面打球的人是一群盲人。他们使用的是那种会发出声响的球，而他们基本上是靠听声音来打球的。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了不便，未来我们会尽量弥补你们。”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朋友会怎么说。牧师说：“哦，我总是告诫人们要宽容，而现在我发现，我自己对他人也不够宽容。我对自己实在是太失望了。”社工说：“哦，你们知道，我一直致力于为残疾人士提供便利，但现在我本人遇到了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情况，我感觉这一次我似乎背叛了自己真正的职业使命。”

经济学家静静地听完了整场对话和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停顿了一分钟，然后抬起头说：“你们为什么不让盲人们在晚上打球呢？”当然，我在此必须强调，我并不是想说，盲人只应该被允许在黑夜里打高尔夫球。我想说的是，高尔夫球场开放一些夜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很多盲人希望在夜间时段打高尔夫球，并且我相信青睐夜场的人可能还要加上一些有怪癖的高尔夫球手，毕竟只要有人在冰山顶上凿出18个洞，都会吸引一些人去打高尔夫。所以嘛，我觉得对这些人来说，多一个选择显然是好事一桩。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高尔夫球场笑话生动地说明，跳出固有思维模式，认真观察某种情况并愿意提出一些存在特定逻辑的额外选择，这是一种帮助我们应对问题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当然，在上面的故事里，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够深思熟虑或稍显缺乏同情心，所以它才会被当作一个笑话，但经济学家愿意沿着这种思路思考，直到达成目的。我在这里想讨论一个更宏大的主题。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很多人乍一听到“经济学”这个词就会想到的常规话题，比如下季度的GDP是否会增长，失业率是否会下降；也不仅仅是关于国际贸易的话题，比如贸易赤字问题，或是进口石油问题、工作岗位外包问题和如何应对预算赤字的问题；又或是工会、污染、创新、技术、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事实上，经济学绝非仅与经济相关。

经济学最常被引用的定义之一来自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做出选择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以下是罗宾斯在他那篇著名论文中的观点。罗宾斯写道：

我们可以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达成目标的物质手段也是有限的。我们已经被逐出了天堂。

我们既没有永恒的生命，也没有满足愿望的无穷手段……满足特定愿望的手段稀缺，这是人类行为中几乎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

我喜欢上面引用的罗宾斯关于人类已经被逐出天堂的说法。他真正想要强调的是，在一个不得不进行权衡、取舍的世界里，人们必须做出选择。除了做出选择，我们别无选择。有时候，经济学甚至被称为“选择的科学”。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让我忍不住想撇嘴，但公平地说，经济学的确高度关注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的选择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无疑，从拥抱选择这一理念出发理解经济学，可能会赋予经济学一些令人惊讶的含义。

经济学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它不只研究你买了什么、存了什么、在哪里工作或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从人类拥有多少时间以及他们选择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的角度出发，思考和研究人类的行为。此外，它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拥有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所以，经济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关于工作、购买、储蓄等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学关注的领域，还涵盖了其他一系列选择，比如结婚、生孩子、是否违法甚至是实施恐怖行为、是否向慈善机构捐献，以及是否捐献肾脏等等。

经济学的另一重含义是，选择意味着目的性。你有时会听到下面的说法，即经济学家假设每个人都永远是理性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你需要注意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理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计算一切，同时每个人都完全不带任何偏见。理性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对他们想要选择的东西都具有或应该具有相同的偏好。它真正的意思是，人们会尽最大努力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如果条件发生改变，比如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成本变高或者自己获得的收益变低，那么人们通常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不同的选择。

如果成本和收益以价格来表示，那这个框架就是适用的。它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较，比如时间、个人精力或声誉。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并不总是拥有完整的信息。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充分处理信息。他们会犯错误。有时候，这可能会带来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经济学家说人是理性的，并不是说人类拥有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和决策能力，或许在非常简化的模型中，人们可能会遵循这些思路做出一些假设，但从更普遍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理性单纯意味着人类的行为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人类针对外部环境做出选择，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就像老牌摇滚乐队谁人乐队（The Who）的歌《我不会再次受到欺骗》所唱的那样。至少，那些做选择的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一次一次地遭到愚弄，因为理性会阻止他们。

经济学的第三重含义是，这些选择可能会带来复杂的相互作用。人们想要的许多东西是由我们称之为“市场”的机制所提供的，还有一些东西则是由我们称之为“计划”的机制所提供的。其中，在后一种机制中，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按照政府指令进行配置。那么，当这些机制被纳入考量，个体的需求和欲望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协调。例如，市场中不可能长期存在下面的情况：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非常高，但却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被出售。同样，市场中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某种商品成本很低，但售价却大大高于成本的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最终会导致该商品的价格下跌。

就计划机制而言，也不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府的支出很高，但税收很低。这种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人们不会永远愿意借钱给这样的政府，就像希腊和爱尔兰等国此前出现的情况，以及阿根廷、俄罗斯和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历过的那样。同样，从长期来看，政府支出很低而税收很高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因为政客之间的竞争将使得这种状态无法持续，政府要么会减税，要么会增加支出。你可以将这种总体视角推而广之，扩展到其他机制中各方的互动，例如家庭机制、非营利组织和俱乐部机制等。这里的重点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这些机制中不同方面存在的激励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以及其可如何应用于自然世界中发生的各种情况，比如什么样的激励和选择可以降低人类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付出的代价。

最后需要强调，所有这些有目的的选择相互作用，其产生的力量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自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国富论》开始，经济学家一直强调被后人称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同样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认为这种理论并不难理解。例如，某家商业企业努力生产某种商品，这种商品的品质良好，可以为企业带来良好的信誉和稳定的客源。企业这样做是出于自利目的，即赚取利润。另一方面，消费者四处寻找可以满足其自身偏好并具有最高性价比的商品，这种行为同样是出于自利目的。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消费者为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激励，而企业则为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往往会带来各方均可受益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凡的社会洞察力，其力量和影响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它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

大约一百年前，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曾写道：“人类的努力被用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或是被用于经济商品的生产或改造，或是被用于侵吞他人生产的商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名叫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现代经济学家借用电影《星球大战》的说法，将上述第二种动机命名为“原力的黑暗面”。毕竟，企业可能会试图用廉价的产品、虚假的承诺和误导性的语言来欺骗消费者。偷盗是一种自利的行为，贪污也一样，还有向大气和水源中排放污染物亦如此。战争往往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法庭上你来我往的诉讼官司，或是利用政治权力控制资源，以推行某些选民并不那么支持的政策。

从长远来看，即使不是出于自利的考虑，投票支持那些承诺全面减税并增加政府支出的政客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追求私利的行为固然可以表现为创建公司等组织形式，但是也可能表现为创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仇恨、嫉妒、种族主义等都是人类固有的自利动机，自利动机并不仅仅是那些温和向善的方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足够宽泛，不仅涵盖了自利力量的光明一面，以及这种对自利的追求可以如何造福于社会，还涵盖了自利力量的黑暗面及其如何以破坏性的方式发挥作用。

通过关注选择、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选择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经济学显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者。选修经济学课程的学生远比选修其他社会科学课程的学生要多，结合商科专业看更是如此，商科专业通常会学习大量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更多关注。毕竟，在美国，白宫设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没有设立社会学顾问委员会、政治学顾问委员会或是心理学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也受到媒体的更多关注。例如，《纽约时报》多年来连续刊登了一系列由学术经济学家撰写的评论专栏，而没有其他社会科学专业人士撰写的评论专栏。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科学中，才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

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概念工具，即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有目的选择的概念，运用到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中，并且在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心理学中。事实上，经济学家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老笑话，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面临的选择，而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则是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选择。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这个笑话包含了两种关于人们行为动机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受制于成长经历、遗传、社会压力、同伴，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其他限制，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早已预先设定。

另一种相对应的观点则认为，虽然上述所有因素都很重要，但人们确实可以在极大的范围内做出选择。而个人这些有目的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可能如何相互作用，正是经济学发挥作用的领域。至少在我看来，鉴于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人们所做的选择，这门学科或许拥有惊人的乐观前景。

对本书主题的概述暗示了经济学所涵盖主题的广度，许多人不会想到这些主题会涉及经济学，但事实上，这些主题是学术经济学家们着力研究的领域。例如，想一想人们在面临是否捐献器官或交通拥堵时做出的选择，以及人们如何设置不同的选择。显然，这可以视作经典排队问题的现代版本。此外，选择在决定宗教信仰时发挥了什么作用？在婚姻中的作用又是什么？毕竟，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一位伴侣与选择一份工作别无二致。还有是否生儿育女的选择—随着社会财富日益增加，选择成为父母的代价也在不断变化。职业选择又是如何做出的？一个人为何选择犯罪或是成为恐怖分子？以及有目的之选择与诸多不同动机（包括种族歧视，或公平和互惠、合作、慈善和捐献，或有关冒险、从众、成瘾和超重等诸多选择）的相互作用。

经济学中的选择与自然灾害、投票等，以及经济状况和收入与人们是否认为自己幸福的调查之间有何相互作用？例如，我们如何解释下面的发现：尽管几十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对于那些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下面的想法通常并不新鲜，甚至并不特别具有争议，那就是：经济学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人们在任何方面做出的选择。但对许多其他人来说，他们可能确实没有想到经济学框架可以应用于上述领域的个人选择。

说到这里，我希望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你们对经济学的一些担心，或者至少让你感觉到，经济学或许值得先学上一学，直到你们自己做出判断。但我猜想，很多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点点疑虑。我用“有目的之选择”这种说法精心包装了经济学，但我能听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会问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归根结底，这是否只是一个漂亮的修辞，旨在掩盖“贪婪有可取之处”的论点？对于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不是。而更长的回答是，“贪婪”并不等同于一个人试图按照自己意识到的私利行事，并据此做出选择。但毕竟，贪婪是《神曲》以及一些宗教所列出的七宗罪之一。它的定义通常和贪欲、妄念、攫取和无度索求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而我在本书中会给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上述意义上的贪婪与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尽可能做出最好选择区分开来。

著名古代犹太哲学家，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希勒尔（Hillel）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但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又成了什么人？”希勒尔的话表达了一种平衡感：是的，你可以为自己考虑，但不能只为了自己。你不必单纯为了造福他人而牺牲自我。总要有人站在“我”这边维护“我”的利益，而我自己是最可能这样做的人选。认为贪婪无罪的想法是一种愚蠢的情绪。它甚至可能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故作愚蠢。但是，“贪婪为恶”也可能是一个愚蠢的说法，因为如果将其发挥到极致，在考虑人们如何真正做决策，以及人们在做选择时应该考虑什么才算合理时，它会强调一种含糊不清的感性认知。

我们的世界纷繁复杂—正确地理解自利行为具有强大而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单纯地将这一切都斥为贪婪。事实上，理解和接受人们对自利的追求，可能正是我们口中“现代”的真正意义。对于这种观点最著名的论述来自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77年的著作《欲望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历史。

假设你回到了中世纪早期。在那个时候，许多经济活动都极其固化。你生来就注定拥有某种身份，你可能是一个农民或一位贵族，也许是一个铁匠或鞋匠。在那时，价格和工资遵从传统。人们接受所谓公平的价格，即由国王和教会根据自己认定的所谓“正确的看法”而设定的价格。拥有特定身份的穷人被教导应该对自己的身份心存感激。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贫穷心存感激，并且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富人则应该对自己的富有心存感激，因为那是他们的位置。

然后，到16世纪和17世纪，一种缓慢的演变逐渐发生。你开始在更大的市场上进行更多的远距离交易。银行业和金融业开始兴起。制定独立的商法成为必要。人们开始有可能选择改变他们出生时的地位。当然，在那时候，平民虽然不可能真正成为皇室成员，但可以变得富有，而财富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上被重视。

人们开始摆脱前现代社会的状态，即交换主要通过传统的家庭纽带进行的状态。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可以依托法律和社会而有所选择。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经济学家也开始拥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18世纪左右。这一点并非巧合。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他在书中写道，国家的财富不是建立在战争或掠夺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金银的积累之上。相反，国家财富建立的基础是人们根据生产任务进行分工，从事专门的工作，在工厂进行合作以及进行远距离交易。

关于如何创造财富的理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它不再是要赢得战争或参加十字军东征，而是变成了向世界各地派出商船，并生产出商品。所谓“有目的之自利”这一经济理念的基础是人们可以自主地做出选择。你不会被困在某个角色里，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没有错。事实上，部分摆脱对集体的关注可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目前全球许多国家仍在这种转变的进程之中。

我认为，我们可以公平地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在看待生活时，现代观点有别于传统观点之处恰是前者向更完全的自我意识转变，即相信自我的命运并非天生注定，而是可以做出选择，并接受靠这种选择得来的自我是正当的。简言之，经济学远远不止是关乎金钱和商业，也绝不仅是某种简单的假设，比如“贪婪有可取之处”，然后运用这个假设来为我们周围世界任何不公平的现象进行辩护。相反，经济学寻求更深层面上的理解。它试图揭示和探索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做出选择这一现实，无论这种目的是短视的还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同时，人们的选择与市场和计划等社会机制相互作用，并且这些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如果经济学能以恰当的方式被人们加以应用，那么它将带来令人欣喜的丰富成果。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经济学所涵盖的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普遍认识，因为经济学的选择导向框架已经延伸到了广泛的领域。它使得我们能够从意想不到的角度研究各种有趣的主题。以这种方式，经济学帮助我们获得了对种种人类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