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称中国、印度等国博士生人数“过剩”,是这样吗?
最近,《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将“博士生是否过剩”的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文章指出,全球博士生数量远超学术岗位供给,中国、印度等国的博士生人数更是出现“过剩”,但许多高校并未让博士生做好从事学术圈外工作的准备。
中国博士生真的“过剩”了吗?这一问题近年来争论不休,答案似乎始终在两组数据间“拉锯”。
一组数据凸显规模扩张:2000年至2024年,中国在读博士生从6.73万一路攀升至60余万,20余年间增幅近10倍,叠加“论文压力大”“延毕率攀升”“毕业后高学低就、大材小用”等现象,让“学历通胀”的焦虑持续发酵。
两组数据背后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博士教育的本质能否仅用“总量多寡”来衡量。当我们反复纠结于60万博士生是否过多时,是否应该反思:为何芯片、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卡脖子”关键领域在喊人才荒?为何一些龙头制造企业开出巨额年薪,却招不到能破解生产线精密控制难题的博士?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所言:“博士生‘僧多粥少’的焦虑,是我们给的‘粥’种类太少。”
为打破“学术独木桥”困局,让博士就业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职,近年来政策层面已作出调整。2020年以来,相关政策反复强调“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培养一批厚基础、实战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工程学科为例,自2022年起,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已三度扩展,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航天科工等8家企业入选。
不过,博士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断链”,绝非单一环节偏差,相关修复尚需打通评价体系、企业生态、社会认知等不同环节的系统性梗阻。
首先,培养和评价体系的学术惯性尚需打破。尽管政策已明确倡导通过多元赛道扩大专业博士招生,但一些高校的评价机制仍延续“唯论文”导向,导师和博士生的精力仍大量消耗在发论文、争项目的单一赛道,实践环节流于形式。一些专业博士在转型过程中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既缺乏行业经验,又无法在学术圈立足。甚至有人调侃,博士培养变成了一种生产高文凭的产业,半数博士生只是拥有一张证书而已,未能真正掌握与之匹配的能力。
对个体而言,追求更高学历是基本权利。诚然,博士多了,学业和求职竞争愈发激烈。博士学位,拿还是不拿?走学术路线,还是专业路线?面对选择,关键是不被潮流所裹挟,认清自己的目标与兴趣,方能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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