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冲向悬崖,越陷越深的美债危机,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迎来大爆发

长安街知事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12日，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积累债务，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7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想象的来得更快：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0年初的预测，这一节点本应发生在2030财年后。同时，美国国债的累积也未见遏制的势头。

高企的国债和巨额债息，给美国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打上问号，也让其陷入信用危机。

信号

37万亿美元，无论是从绝对量级、增速、GDP占比，都已经远超历史常态。

在2024财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123%，已经越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经济体建议的100%门槛，引发了可持续性的隐忧。而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的前10个月，累计赤字已达1.6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长安街知事采访时指出，这两个数字都意味着美国正背负着高额债务，正在向着更高的风险迈进。

巨额的国债也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2024财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成本增加了29%，达到1.133万亿美元，超过了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支出的总和。甚至美债利息支出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都高达18.7%，严重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将美国国债的困境形容为一个“死亡螺旋”：更高的赤字促使美国财政部兜售更多债券，为财政支出和国债利息提供资金。但因为债务不断增加，投资者们感知到了国债的高风险，需求随之减少。为了挽留投资者，财政部因此不得不向投资者开出更高的利息。高负债，高风险，高利率……自此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5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刘英指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长短期的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持续倒挂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更长的投资期限要求更高回报，而当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中短期时，意味着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债券来降低风险。

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表示，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及核心金融资产安全性“信心流失”的态势，令人“深感忧虑”。

内困

特朗普混乱的“对等”关税政策，本是用于填补国债巨坑的“计谋”之一，但在客观上却成为了国债累积的加速器。

刘英认为，对美国而言，高额关税和附带的购买投资协议“远水难救近火”：其他国家的履约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特朗普蛮不讲理的关税政策已经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制，而这势必会对美国国内的经济造成反噬。

关税的收入，并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经济成本的上升。7月，美国的关税收入达到2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幅高达273%。但关税收入大幅增加仍未能阻止预算赤字的扩大。

当地时间7月4日，特朗普签署“大而美”法案。图源：视觉中国

刘英指出，美国不断升高的国债风险甚至危机，源于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传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累积速度快，现在几个月就会增加一万亿债务。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大举债，用债务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5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仅有四次出现财政盈余，最近的一次已是2001年。

美国的钱都花哪儿去了？除了上文提及的净利息支出，国防支出也是大头：为了推行霸权，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军费居高不下。2024财年，美国的国防支出较上一个财年增加了533亿美元，占总支出的13%。

而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系，又让不断堆高的国债成为被来回传递的烫手山芋。两党谁都不愿当“恶人”，为巨额的财政开支踩下刹车，而是都倾向于用减税、增加开支来讨好选民和金主。入不敷出因此成为常态。

2013年，美国就曾站上 “财政悬崖”（Fiscal Cliff）：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2011预算控制法》又即将生效，一旦两者同时发生，美国民众就会面临税收增加和政府开支削减的双重打击。经过两党的激烈博弈，才阻止了一场“从崖边跌落”。但这场博弈不仅导致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还让联邦政府暂时性停摆，直接拖累了GDP。

这一次，特朗普将如何化解“崖边危机”，仍有待观察。

外溢

相较普通民众的利益，特朗普无疑更关心他的中期选举。

近期，特朗普多次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希望在短期内刺激股市上涨，打造一张“经济繁荣”的成绩单。但在关税导致的高通胀环境下，降息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会将低收入家庭进一步推入困局。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4日，特朗普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