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律师治国”的美国打不服“工程师治国”的中国？

【导读】近日数据显示，自特朗普4月宣布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以来，美国制造业已损失3.7万个工作岗位，招聘人数降至近十年最低水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旨在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遏制中国这一工业强国。然而，美国政府理解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关键吗？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依靠专家和工程师治国，视建设项目和技术领先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美国政府是律师主导的政府，超过一半总统和参议员有法律背景。然而，行政机构沉迷程序正义，忙于制定规章，最终一事无成。

作者指出，在中美竞争中，美国犯了一个地缘政治错误，即让律师们在贸易和科技问题上与中国摊牌。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倾向于用法律手段对付中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拜登政府则制定《两党基础设施法》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然而，美国因过度注重程序而忽视结果，丧失了高效执行的能力。中国则依靠工程实力和产业创新政策，实现经济转型，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并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日益增加对美竞争的筹码。作者警告，若美国继续排斥建设，缺乏自我完善动力，将难以应对中国挑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三十一，编译自“大西洋月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32期总第252期

当“律师治国”的美国遇上“工程师治国”的中国

Dan Wang (加拿大华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罗宋唐(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今年春季，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后，中国凭借其日益增强的技术实力，就成功迫使他做出了让步。4月2日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不久，中国突然暂停了稀土磁铁的出口。

全球汽车制造商顿时陷入恐慌。这些在中国工厂生产、其关键金属原料也主要来自中国矿山的磁铁，已成为汽车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福特汽车随即暂停了其芝加哥一家工厂的生产。美国和欧洲的汽车行业团体发出警告，称汽车公司距离停产仅剩几周时间。据报道，一些公司甚至考虑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确保供应。 5月12日，白宫同意降低对华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国尚未宣布与欧洲、加拿大、日本或其他盟国达成任何贸易协议。

国生产着全球90%的稀土磁铁，但这并非中国唯一能对其他国家“断供”的产品。凭借数十年的产业政策和蓬勃的创业精神，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引擎。中国企业同样是众多先进药物、电池材料以及各类电子元件的核心供应商。此外，智能手机、家用电器、玩具等美国消费者依赖的制成品，其生产也高度集中在中国。

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稀土磁铁供应。只要愿意，他们甚至有能力重创美国经济的关键领域。

为何美国在生产能力上与中国差距悬殊，最终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不妨这样理解：中国更像是“工程师治国”，将建设项目和技术突破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而美国则更像是“律师治国”，更热衷于通过制定规则而非实际生产来维护其财富地位。历届美国政府习惯于运用法律手段应对中国，例如征收关税、设计日益严苛的制裁制度；而中国对工程的偏好，则致力于通过制造更优质的汽车、建设更高效的城市和更大型的发电厂来塑造未来。

“工程师治国”塑造了一个“专家治国”的中国。许多高层领导拥有工程师背景，近年来，具有航空航天等领域专业背景的官员比例也在上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当今中国的显著特征。以交通为例：1993年（中国建成第一条现代化高速公路之年）出生的人，到18岁（2011年）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时，中国的公路网总里程已超过美国州际公路系统。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一环，中国政府主导建设了众多大型桥梁、水坝、发电厂乃至全新的城市。在政府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驱动下，中国企业也全力投入生产。据估算，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总量的约三分之一，涵盖了结构钢、集装箱船等众多关键产品。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是由律师组成、由律师治理、并为律师服务的政府。超过半数的美国总统在其职业生涯中曾从事法律工作。现任美国参议员中，拥有法学学位的也约占一半。仅有两位美国总统具有工程师背景：赫伯特·胡佛，他通过采矿业积累了巨额财富；吉米·卡特，他曾担任海军潜艇轮机工程师。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常被认为缺乏政治敏锐性，使其总统任期以选举失利告终。

乔·拜登的经济政策充斥着律师的本能，他摒弃了“看不见的手”，转而通过政府强力干预来“调控”经济——例如为特定企业提供补贴，或对另一些企业发起反垄断诉讼。拜登希望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和《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标志性法案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但其政府浓厚的程序主义作风，却常常掣肘了实际建设进程。行政机构往往过度沉迷于规则制定，以至于最终一事无成。在选民再次选择唐纳德·特朗普之前，诸如农村宽带普及、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建设等计划，进展极为缓慢。

特朗普虽非律师出身，但他与众多美国富豪一样，深谙利用法律诉讼谋取私利。他的商业生涯和总统任期充斥着诉讼：针对商业伙伴、政治对手、新闻媒体，有时甚至针对他自己的律师。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也带有浓厚的“诉讼策略”色彩：频繁发起指控、恐吓反对者噤声、在舆论场上抹黑对手。拜登表现为拖延和程序主义，特朗普则自然倾向于赤裸裸的法律斗争。

这种“律师社会”模式确有其优势。如果没有律师来建立一个“让富人得利”的投资环境，就不可能打造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仍然是全球大多数最有价值公司的所在地，部分原因是律师保护这些公司从知识产权中获利。虽然富有的公司和个人能够轻松地在法庭上维护自身利益，但这很难保证一个社会取得广泛的经济进步。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犯了一个错误：试图依靠法律手段与中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摊牌”。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率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将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贸易黑清单。拜登政府则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出口管制，精心编织了一张覆盖中国芯片制造商、电信企业乃至所有意图发展人工智能公司的限制网络。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则更务实，身边围绕着科学家和工程师。

中国持续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物质利益得到了保障。过去四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实现了巨大飞跃。中国也已发展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二十年前，中国的发电量约为美国的一半，如今已翻了一倍。中国一方面致力于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则引领全球推行“全覆盖”能源战略，大力发展煤炭、核能、风电以及规模惊人的太阳能等多种能源。中国近期宣布将修建雅鲁藏布江大坝，其水泥用量预计将是胡佛大坝的60倍，规模之大甚至让三峡大坝也相形见绌。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中，半数以上将是电动汽车，这同样是强力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个“工程强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同样展现出惊人的效率。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占据全球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造船能力据估计是美国的200倍；而根据美国总审计局（GAO）的报告，美国海军多型舰艇的交付延误时间长达三年。去年12月，时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直言不讳地表示，若美国真与中国发生冲突，其弹药库存将“迅速见底”。美国已丧失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制造业产出始终未能超越2008年的峰值水平；自那以后，制造业就业岗位更是减少了100万个。

美国因过度注重程序而忽视结果，逐渐丧失了高效执行的能力。2008年，被誉为美国经济引擎的加州，居民投票批准了连接旧金山与洛杉矶的高铁项目。同年，中国启动了京沪高铁的建设。这条中国高铁于2011年建成通车，耗资约330亿美元。在开通后的首个十年间，其累计客运量已突破13亿人次。然而，在项目获批十七年后，加州仅建成了一段连接中央谷地两座小城（均远离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短距离铁路。如今，加州高铁的最新预估成本已飙升至1350亿美元。据官方估计，其首段线路的运营时间将在2030年至2033年间。这意味着仅时间误差范围就长达三年，刚好相当于当年中国建成整条京沪高铁所用的总时间。

即便是规模小得多的项目，如公共卫生间、公交站遮阳棚等，也往往以失败告终。要么尴尬延期，要么严重超支。如今的美国人仿佛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废墟之中，残旧的基础设施既缺乏维护，更鲜有更新扩建。结果便是，人们普遍深陷于一种“诸事不顺”的挫败感中。

美国并非一直如此。它曾拥有强大的工程实力，建造了漫长的铁路、壮观的桥梁、美丽的城市、惊人的战争武器以及登月火箭。19世纪，美国人口激增，经济增长迅猛，政治精英们一致认为，广袤的土地需要修建运河、铁路和高速公路。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建设热潮逐渐消退。

转折点何在？美国公众开始抗议环境污染、高速公路拥堵以及行业监管机构与大企业的利益勾连。与此同时，法律界也悄然生变。20世纪60年代之前，顶尖律师多投身政府，推动罗斯福新政等项目。而此后，法学院中的理想主义青年则追随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脚步，致力于监督和挑战政府的权力滥用。“起诉那些混蛋！”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号，激励着环保人士及其他活动家将政府机构告上法庭。

在那个时代，正义的冲动使许多美国人瞧不上体力劳动，这就剥夺了社会自我完善的能力。美国最聪明的工程师没有去扩建新的地铁系统、建造核电站或稀土加工设施，也没有去设计新的输电线路，而是被华尔街和硅谷所吸引，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更多乐趣，赚更多的钱。

尽管美国发展的速度开始落后于中国，但美国仍具备自己的优势：美国比欧洲更具活力，可以从自身的历史中找到未来的道路。在遍布全国的庞大工业工厂中，还能看到“工程之国”的遗迹。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些遗产，为国家下一轮转型做好准备。

美国需要一种“工程师文化”，来建造房屋、公共交通以及脱碳所需的能源系统。如果美国拒斥建设，将受制于那些善于建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