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罗亚| 只有“拜占庭美国”才能击败中国？

卡洛斯·罗亚| 只有“拜占庭美国”才能击败中国？

编者按：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合计为715亿美元，较4月份的603亿美元大幅扩大，增长约18.7%，2025年1–5月对外贸易逆差接近647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衍生出来的系列经济问题，不仅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也会对其2026年中期选举带来负面影响。

但北美和平与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研究员卡洛斯·罗亚（Carlos Roa）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阵痛是帝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罗马式的帝国已经崩溃，美国需要以“区域势力范围”打造拜占庭式的新帝国，特朗普是这一使命的缔造者，但不是完成者。

“拜占庭式”地缘经济战略是一种区域化、注重韧性和战略收缩的经济战略，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它包含以下三个维度：一是通过运用关税、反垄断、国家资本与产业政策，构筑新的地缘经济防线。二是构建“防御性经济”盟友圈，仅在盟友圈内部实行“美国优先”的自由贸易，孤立竞争对手。三是放弃“全球控制”，争夺“战略走廊”，并选择性介入新兴市场。

作者认为这一模式的转型必会引发国内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如跨国企业），同时对依赖美国市场或美元融资的国家构成冲击（如欧盟），这些阻碍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力度，但不会影响前进的方向，“拜占庭式的美国”将经数位总统之手缓慢形塑。本文作者被认为是一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地缘政治青年战略家，他的一些观点正日益被决策层与智识界关注。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翻译，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仅供读者批判性阅读，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卡洛斯·罗亚，翻译/肖思航】

1.“罗马”的衰落与重新崛起

随着旧秩序的崩溃，美利坚帝国正在转型——在国内重建，在国外收缩，同时锻造更坚实且持久的经济圈。

“为时已晚：变革正在来临。”亿万富豪投资人雷·达里奥在社交媒体X（原推特）上发表文章时这样写道。不过他并非危言耸听——数十年来累积的贸易逆差与资本失衡已难以为继，全球秩序的重大变革势在必行。冷战后关于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安逸假设正在逐步瓦解，重大变革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美国已经抛弃自由国际主义，露出其帝国角色的本质。那些披着“传播民主”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外衣的理想，已被粗鄙的现实政治所取代；美国正在巩固其势力范围，并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毫不掩饰地约束盟友。我将其称为“美国势力范围学说”（American Sphere Doctrine）——一种更具区域针对性、以安全为先的大战略。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聚焦讨论了“美国势力范围学说”，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分析了美帝国的军事、外交和战略举措，这篇续作则转向地缘经济战线。如果说旧美国霸权是由美元的全球角色所支撑，那么新霸权将由其衰落所塑造。这种转变不会是优雅、温和或和平的，但它正在发生。

支撑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的美元体系正在分崩离析——这个体系曾让美国得以在全球转移通胀、输入商品，并通过债务榨取他国“贡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具争议性的新秩序：关税壁垒重启、反垄断收紧、国家主导资本和产业政策回归。全球化时代即将终结，随之而来的是碎片化重组，以及对赢家与输家的残酷筛选。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帝权的崩溃，而是一种新的整合：私人资金将从属于国家优先事项，全球贸易将沿着战略走廊重组。美国将建立防御性经济集团，以投资为名向盟友索取新的“贡赋”，并在未来百年的大型基建通道争夺中占据主动。帝国并未消失，只是改变了形态。取而代之的，不再是自由主义霸权，而是一个防御强化、区域根基稳固的大国——可称之为“拜占庭式美国”。它少了几分传教士般的狂热，多了几分战略算计；不再像是罗马，更像是君士坦丁堡。

图自：白宫

2.美元帝国的机制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实力不仅源于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更源自其独特的金融优势。二战结束后，美国以无可匹敌的经济霸主身份睥睨世界。它拥有占据全球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绝大多数的国际黄金储备。凭借这种影响力，美国在建立了号称旨在促进全球稳定与繁荣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实际上，设计者们确保该体系明显偏向美国。美元被确立为事实上的世界储备货币，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

这意味着，只要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元就能在全球范围内与黄金一样可靠。美国可以借此轻松制定诸多规则。正如迈克尔·哈德森所言，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美国谈判代表暗中确保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相关机构将“优先促进美国出口”，即便牺牲盟友利益也在所不惜。例如英国就不得不接受削弱英镑和本国工业的政策。这正是战后秩序下获得美国金融支持的代价。因此，尽管当时充斥着自由市场与合作的崇高口号，但现实却异常残酷：美元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任何潜在挑战者都将被收编或限制。

战后初期，这种体系表现为“美元荒”现象。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争相寻求美元及美国贷款用于重建和购买美国商品。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项目予以响应，巩固了美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复苏，局势开始转变。原本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进口量超过出口量），并斥巨资在海外维持冷战时期的盟友网络与军事部署。

这正是美利坚帝国地缘经济战略的真正体现：它非但不回避逆差，反而主动利用逆差。美国的决策者们发现，印制全球储备货币具有神奇魔力——外国不得不接受并持有不断膨胀的美元储备。由此形成的全球“美元标准”实质上是美国的免费午餐。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他国家通过将美元收益循环回美国资产，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霸权提供资金支持。美元因进口商品、海外驻军和对外援助流出美国，又因外国央行购买美债和储备回流。其他国家的货币资产成为美国债务，而这些债务又反过来成为其他地区的负担。正如1971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货币是我们的，麻烦却是你们的。”

换句话说，美国不仅掌握了如何用信用卡式借贷维持帝国运转的诀窍，更懂得钻制度空子让信贷额度无限期延长。其他国家将美国的欠条（国债、美元储备）作为外汇储备积累，这些资金反过来又为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得以超支消费，而其贸易伙伴却要费尽心思赚取支撑这种挥霍的美元。这让美国得以在发动昂贵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推行社会福利的同时避免财政崩溃——这是历史上其他帝国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种光景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难以持续。美国在军费和民生领域的双重开支侵蚀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面临持怀疑态度的盟友（尤其是戴高乐时期的法国）的兑换需求，美国的黄金储备快速缩水，到1971年已难以支撑海外美元兑换的大量需求。若是一个传统大国面临这样的局面，可能只能被迫实施财政紧缩——即在支付债务与货币崩盘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然而，美国直接瞄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脉。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突然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彻底颠覆了战后货币秩序。旧规则被彻底抛弃。那些曾被承诺可以用美元兑换黄金的外国政府，如今却被要求转而持有美国国债。

由此引发的“尼克松冲击”堪称一场明目张胆的障眼法。这或许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操作。通过废除黄金担保，美国实际上是在背弃对外国债权人的承诺。但通过立即提供美国国债作为替代方案，此举也诱使（或者说迫使）各国央行继续为美国提供资金支持。当时一位英国官员预见到这一动向，将新体系形容为“权宜之计”。实质上，全球不得不仅凭信任接受美元。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关起门来，美国战略家们心知肚明：若美元成为唯一的储备资产，美国就能肆意印钞，永远不必真正偿还债务。正如一位当代分析师所言，尼克松政府正在玩弄“人类经济史上最具野心的把戏之一”，这个大胆的赌注让国会和学术界鲜有人能理解，实际上只要拒绝将美元兑换黄金（从而不限制美元外流），这些美元就会在外国央行堆积如山，看似增加却消解了美国的外债。此举堪称“货币炼金术”：美国现在可以用本币进行海外借贷，用欠条支付账单，还坚称这些借据永远不会真正到期。

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让美国得以无限期借贷，更在于它确保了其他国家不得不持续放贷。而这一切都在“自由市场”、“发展”等新古典增长模型术语的旗帜下被巧妙地推行开来。华尔街、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共同宣扬基于规则的良性秩序，称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推动全球经济（乃至政治）趋同，许多人至今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这是一种事实性的“帝国贡赋体系”：石油出口国以美元形式囤积利润，亚洲出口国通过购买美债来消化贸易顺差，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不得不购买美国债务，无法利用出口收益构建战略自主权。全球南方国家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紧紧束缚——这些计划强制推行紧缩政策并要求债务偿还，且往往由西方银行操盘，欠发达状态并非由于武力征服形成，而是通过此类附加条件被制度化。号称中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际上成了体系的执行工具，它们对债务国实施约束、警告资本管制风险，并暗中阻挠建立替代储备体系的任何尝试。

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逐渐明白，他们可以在国内维持预算赤字、在海外保持贸易逆差，而无需担心有被清算的那一天。若美国需要更多资金，美联储只需印钞即可；如果美国消费者大量购买进口商品，贸易伙伴们会接受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并且往往会用这些美元来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房地产或武器。

战后秩序的终极结果，是造就了一个隐形的、稳固的金融贡赋体系。美国没有耗尽自身资源，反而虹吸其他国家的盈余来填补自身缺口，这是任何帝国都未曾实现过的成就。美国没有像罗马或英国那样逐渐消耗自身实力，而是通过其国债市场将“贡赋”外包了出去，建立了一个不依赖军团、而以债务为根基的帝国，其存续只需三个条件：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国内的信任基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偶尔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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