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后人，聚集在陆丰甲子港南昌起义军渡海处，寻找先辈们的革命足迹。

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后人，聚集在陆丰甲子港南昌起义军渡海处，寻找先辈们的革命足迹。

      2024年11月13日，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恽代英、彭湃的后人周戒、贺晓明、叶莲、恽梅、彭伊娜等，以及著名的党史军史专家，聚集在陆丰甲子港南昌起义军渡海处。大家来到这里寻找先辈们的革命足迹，置身其中，深切体会当年先辈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所经历的艰辛。

      回眸历史：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于1927年10月1日撤退至普宁流沙。10月3日中午，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抱病在流沙教堂主持军事决策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关于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会议开至下午4时许，突然接到敌军向流沙逼近的情报，周恩来命令部队立即向海陆丰撤退。
      部队机关和二十四师行进到距离流沙3.5公里的莲花山时，遭遇国民党陈济棠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第十三师的截击，敌军迅速把起义军包围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中。敌人的突袭让整个队伍猝不及防，二十四师各团被冲散，部队陷入一片混乱。双方在枪林弹雨中激战，直至天黑才各自撤出战斗。莲花山一役，二十四师再遭重创，阵亡官兵数百人。       部队已然溃散，起义军沿着惠来的方向仓皇逃离。大部分士兵涌向隆江、溪西、岐石等地，而少部分则成群结队，或零星散落在葵潭和东港一带，他们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四散奔逃。
     9月下旬，甲子区党组织领导人刘友仁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展开了接应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海陆丰的准备工作。他提前安排人员奔赴惠来的葵潭、东港、溪西、隆江、岐石等地，布置接应起义军的任务。同时，在鳌江的上下游部署了十几条船只，日夜不停地巡逻，确保江上通道畅通无阻。与此同时，在起义军可能经过的村落中设立了接待站，全力确保起义部队能够及时获取到所需的援助和指引。

     10月5日清晨，彭湃与贺龙率先带领起义军的余部抵达惠来览表渡口。在当地农军和渔民们的热心帮助下，他们顺利渡过了鳌江，过了江便踏入了陆丰地界。随后，部队前往甲子驼背榕（潮汕话称“腰龟成”，现为鹏成小区）的地方聚集歇息，此地乃是通往惠来、甲东、甲西三地的道路交汇处，是甲子党组织为接待起义军而精心安排的地点。      在甲子城的北门城郊，阳光明媚，红旗飘扬。城墙上张贴着“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等宣传标语，彰显着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欢迎南昌起义军入城的队伍排列整齐有序，人们手拿小红旗挥舞着，欢声笑语，洋溢着热烈的欢迎气氛。

      10月5日上午，南昌起义前委、革委会领导成员贺龙、彭湃、刘伯承、恽代英等，以及二十四师的残余部队约一千三百多人，沿着北门街依次进入甲子城，部队一部分安营扎寨在旧衙门（现今的甲子一中），另一部分驻扎在东较场（昔日的旧菜市场）。当地农民协会和淳朴的百姓对他们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他们喝着热乎乎的大碗茶，品尝着香喷喷的大米饭，让他们暂时忘却了战争的疲惫，更是让官兵们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深厚情谊。此时此刻，整个甲子城都沉浸在一种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浓厚氛围之中。
      前委和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驻扎在螺地埔（现为甲子第五小学），为即将渡海前往香港做准备。当地爱国人士张好先生热心支持，他不仅为前委和革委会部队机关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确保了他们在驻扎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更是全力以赴地协助刘友仁，积极筹措渡海所需的船只。

      10月5日下午，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杨石魂等人的陪同下也抵达甲子。他住在红楼（原粮管所内），周恩来在汕头的时候已经患上恶性疟疾，因未能及时接受正规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他尽管身体抱病，状态很差，但仍然在坚持处理部队的善后工作，为起义军余部的稳定和重组提供了重要支持。

     10月7日凌晨，前委和革委会的领导成员贺龙、彭湃、刘伯承、李立三、谭平山、吴玉章、张国焘、姜济寰等在甲子红楼换上便装，焚烧所有的机密文件。他们与周恩来告别后，前往甲子东宫渡口(丁字码头左侧)。在当地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登上甲东旺厝村船主蔡祥麟的两艘商用木帆船前往香港。10月9日，这批起义军的领导干部安全抵达目的地。在二十军第三师负责政治工作的柳直荀、郭亮，以及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六连连长陶铸等均从甲子乘船去香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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