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旧中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分析
解放前，广大农民的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很低。主要靠天吃饭，如不遇天灾人祸，尚能勉强维持生计。农民一年劳碌，除了交公粮、出荷粮、地租外，有种子欠饲料，若是留下来年的生产费用，就没有足够的口粮了。这样每年都至少有30%的农户在来年下种时需借粮贷债。大多数农户都得紧衣缩食、度日如年。穿戴就更是简陋不堪。一年四季有棉单两季服装的就算上等户了，大部分农户一套服装穿到春夏秋冬，衣服是用青蓝粗布或“出荷布"制成的，把夏季穿过的单衣加点棉花就当棉衣过冬。因长期穿在身上不能替换和洗涤，破损很快。衣服穿的补丁摞补丁。
若遇到灾荒年,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不少人家是糠菜半年粮。农村流传有“春荒夏饥秋难接，大市只有过八月”，“一度黄金谷，糠菜半年粮”，“唯有八月能饱肚，四季糊口度日光”等四季生活谚语。多数人家是"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咸菜”。家里的家禽下蛋舍不得吃，集攥起来到市上换回急需的煤油、火柴、肥皂和食盐等日用品。居住条件更差。少数地主能住上砖瓦房，比较富裕的农户只能住上草泥房，多数人家居住在矮小的地窝棚、土堆房里。生活用品贫乏，四、五口人家一床被褥的不在少数。有的户没有铺盖，到了夜间只能身上身下两条麻袋。许多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买不起炕席，只好睡在草上。穷苦人家饿死冻死、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是常态。
从1912年到1949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天灾人祸几乎没有间断。从1920年到1921年，华北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导致了大饥荒，饿死了一千多万人，灾民达到了三千万，卖儿卖女几乎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1925年，西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饥荒，数百万人丧生。1928年到1930年，北方八个省再次发生饥荒，导致一千三百万人死亡。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毁了黄河大堤，直接导致八十九万人死亡，三百九十万人无家可归。大片肥沃的田地变成了无法耕种的贫瘠地带，直接导致了1942年的大饥荒，仅河南省就有三百万人死亡。一人独食。这种残酷的词汇并非夸张描写，而是真实的描述。其中，在1920年，宁夏西海发生了海源地震，是20世纪中国最强烈的地震，直接导致二十万以上的人死亡。各方军阀在救灾物资上争夺，两年后才有所行动。
民国共38年，闹饥荒38年，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参看剑桥中国史）。当时的中国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为了维持生计，寻求活路，穷苦的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惨状比比皆是。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大量描述了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解放前，地主家或富农的孩子还能常常吃上饽饽，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吃糠咽菜。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吃粑粑，咽着口水馋得慌，就跟母亲要，母亲就打他，打完了娘俩就抱头痛哭。穷人家的孩子再宝贝也还是穷人。小时候，穷孩子，尤其男丁，就参与了所有农活，帮着家里放羊、喂猪、割麦子、掰玉米，铡草、刨红薯等，农活样样都要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之八十的土地。而占有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却得不到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地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加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打地洞”，穷人家的孩子没钱读书，家长也认为读书无用，种好家里一亩三分地，多打粮食，才是出路。在旧中国，因为贫穷，绝大多数人读不起书，总人口中90%以上都是文盲。在当时的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是个“秀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