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大失算：忽略中国老百姓“蚂蚁搬家”的贸易策略

特朗普最大失算：忽略中国老百姓“蚂蚁搬家”的贸易策略

赵春兰

浙江外国语学院

​范丽珠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导读】根据中美斯德哥尔摩经贸会谈共识，中美双方将继续推动已暂停的美方对等关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为原本12日到期的“休战”争取了更多时间。这一共识的背后，充分展现了中美关税谈判的激烈程度，中国在此过程中坚持原则，底气十足，有多方的原因，其中中国制造对美国家庭的影响力当属之一。早在今年上半年，沃尔玛趁火打劫要求义乌供货商降价，义乌商家硬气回怼“你不买自会有他人来买”，最终沃尔玛妥协。可以说，在特朗普推动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的同时，义乌模式以一种老百姓的模式走出了一种中国自己的全球化之路。美国关税政策失去人心的背后，恰恰是由于美国政府未能认识到，好社会需要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本文作者将义乌模式总结为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认为这种“草根-普惠”的底层逻辑正在悄然重塑全球化。作者通过深入调研，以一系列案例总结了义乌模式成功的核心。作者敏锐地提出，长期以来，由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世界级都市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带来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发展机遇受具有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把持等问题。而义乌小商品市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全球化逻辑：一个由草根商人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将普罗大众的生存哲学贯彻于商业活动中，远离华尔街金融精英们的大资本逻辑和跨国商业巨头的压制性定价权，使开放公平的普惠全球化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义乌模式：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 “草根-普惠”的底层逻辑正在悄然重塑全球化

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4月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全球输美商品加征“对等关税”，由此向超180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剧烈震荡。特朗普2.0依然延续着逆全球化的操作，凸显出长期占据全球经济优势地位的所谓“中心国家”希望通过某些“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贸易战方式，将全球化再次拉回曾经“中心国家”好处占尽的轨道。毋庸讳言，中国以一种非线性的发展速度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搅动了由西方所谓“中心国家”主导的既有全球化模式，让原先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看到了通过参与全球化，以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机遇和可能。中国式的发展及其全球化路径不断地摒弃西方现代性中工具理性的冷酷和利己主义的霸道，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在更大格局中形成整体福利增加、惠及更多人群的全球化模式，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的丰富商品为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民众打开了一扇接触世界消费经济和现代生活的大门。

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出口市场和产品多元化发展，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以减轻发达国家和某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外贸易带来的冲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深度和广度正在展现，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保持连年正增长，2024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占外贸比重首次过半。[1]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趋势也得到了义乌小商品全球贸易数据的进一步印证。2024年义乌对主要贸易市场保持两位数增长，如义乌对非洲、拉丁美洲、美国和东盟分别进出口1220.9亿元、1116.7亿元、910.7亿元和640.5亿元；义乌对沙特阿拉伯、韩国分别进出口164.6亿元、106.3亿元。同期，义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合计4133.4亿元，同比增长18.2%，占同期义乌市进出口总值的61.8%。[2]

挪威人类学家雷夫·曼格尔（Leif Manger）在苏丹的田野调查中意外发现，来自义乌的小商品“把全球商品链与苏丹家庭的需要连接起来，影响当地时尚并创造着全球化进程。”[3]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活跃的商业货物往来，推动着新型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扩展，正在重新定义全球化。[4]这种不受大资本主宰、超越传统“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全球化，以“低成本、低门槛、广覆盖、普惠互利”的老百姓底层逻辑建构的商贸网络，让人们看到了共赢与普惠愿望的可行性。各国共同参与并享有经济发展成果，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具有实践性的经济全球化最为质朴的目标表达，在世界各国经济普遍面临压力之际也让人们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义乌这个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场域，来自中国各地及世界各国不同肤色、文化和语言的草根商人参与其中，在海量的物品和交易中将普惠性落在实处。

▍实惠的义乌好货与普惠的经营模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肇端于1982年自发性、“非正规”的马路市场，彼时地方政府和市场商户的共同心愿就是摆脱贫困，“鸡毛换糖”（勤劳和经商）的传统之所以屡屡被提及并被视为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的起点，就在于义乌“神话”的第一步是求生存，其“草根性”是不言自明的。所谓草根性既是绝大多数义乌市场主体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真实反应，同时也是小商品的经营者们敏感地把握普通民众日常所需而发展出的商业生存发展策略：实惠、微利规模化与利益共享。

与跨国大公司的规模化、垄断性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际贸易不同，义乌市场吸纳了难以计数的草根经营者参与和开拓更多样化的货源渠道来实现出口业务扩张。“万物皆可能”的生产链/贸易链/物流链以稳定的配置，配合着微利叠加规模化的方式，在众多国内外市场主体参与中悄然实现着财富生产的普惠属性。义乌小商品市场演绎的不是全球经济中通吃赢家的大爽文，而是一群白手起家的小微商户通过满足各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般需求，借助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改善个人及家庭生计的故事。[5]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够拓展出覆盖广泛、包容共享的全球性商贸网络，正因为其提供与民生日用相关的实惠商品，并给予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草根性小微商户低成本、低门槛的参与机会。

（一）实惠的小商品与万物皆可能

初代义乌市场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对日常用品的基本需求为定位——“什么货好卖就卖什么”，主打的是低成本、高实用性的“实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惠的小商品补充了国营、集体商业的供给不足，又带动了跨地域的物物流动。随着中国整体的不断开放和制造业体系的完善，“针头线脑”微利营生催生出义乌小商品近乎极致的细分市场——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的物品。实惠且种类多样的义乌小商品被东欧人、阿拉伯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商人发现了，于是义乌小商品误打误撞地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各地的市场。《义乌市志》载，1993年，通过中俄边境的黑河地区，每天少则１车、多则３车的义乌小商品货物运往俄罗斯；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美国等国家限制了给阿拉伯商人的签证，这些人选择来到义乌，于是义乌街头出现了很多来自中东、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处于战乱中国家的商人。[6]以义乌小商品为基地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贸易链/物流链相结合的生态，让世界无数地方市场有了中国货。在南非的东方商城内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埃及街头上的节日灯饰均来自义乌市场；同样的一件衣服，在津巴布韦的Eastgate商场购买要花几百兰特，而在东方商城只要几十兰特；[7]中国制造不仅满足了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需求，也深刻影响了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小商品对于普通美国家庭生活不可或缺。[8]义乌每年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万多种圣诞用品，也为全世界不同教派、不同族群的穆斯林提供其信仰生活所需物品。

（二）微利规模化与动态平衡的生意经

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机遇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经营者，到这里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义乌市场的早期经营者多为白手起家，从乡村夫妻作坊开始，发展到“前店后厂”经营模式。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甚至低度发展或处于战乱国家的外商，初到义乌之时也没有什么本钱，只有改变个人和家庭生计的强烈愿望。2002年，从阿富汗来的阿兹兹揣着1500美元来到义乌；莫德来自战乱、冲突不断的也门，从2000年开始在义乌发展，一切从零开始——租办公场地、注册公司、陪客户选货、去仓库收货验货发货。如今莫德已经拥有了独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他的三个弟弟也先后来到了中国。莫德兄弟们在义乌都有各自生意，并过上了稳定体面的生活。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聚集在义乌的基层商户、中小微企业在满足了各自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同时，碰撞出草根商业文明的获利策略和行动原则——“一分利吃饱饭，十分利饿死人”。

首先，以小商品交换获取微利、“聚少成多”是义乌通行的商业基因，即将小商品做成大市场生态，通过海量交易实现微利规模化。义乌小商品市场有着无以复加的细分市场——在26个大商品类下，细分出超过210万种的商品SKU（库存量单位）。如珠宝首饰类下的成品部分包括首饰、发饰，首饰类有耳饰、项链、戒指等，分珍珠、天然石、金银、黄铜、钛钢、水晶、珐琅等不同材质，针对外贸和内销市场的商品使用不同材质和差异性设计。市场借助“蚂蚁雄兵”的小微个体，构建了一个高度灵活的市场生态系统。与之相耦合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带来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为义乌专注细分领域的草根商户-厂家集群提供了“微利规模化”的必要前提。如浪莎（袜子）、双童（吸管）、卓尔雅（化妆刷）等企业，都是典型的“以小博大”、依托规模效应而发展起来的成功案例。

其次，义乌小商品市场通行的获利理念简单而质朴，不吝做小订单和小客户的生意，形成独特的“舍大抓小”的市场策略，以摆脱跨国零售集团大订单“客大欺店”的利润压榨。义乌的商家多多少少都吃过接国际大资本大订单带来的利润压榨。小微商户与企业面对大客户的大订单，完全没有议价的可能，大订单会带来销售量的增长而利润空间却被严重挤压。于是，2007年浪莎袜业因沃尔玛的定价过低，最终终止了与其合作；[9]“双童”吸管也主动调整市场策略，逐步减少对大客户的依赖，转而专注于上万家中小客户的订单。“舍大抓小”是义乌小微商贸企业集群在市场博弈中走出来的经营理念，这种理念不是以强压弱、以大欺小，而是通过平衡市场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让共生“普惠”的原则落在实处。

再次，照顾生意伙伴的利益共享，在“利己”与“利他”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的生意经。“居四出六”是用义乌当地土话表述的“生意经”，即留取40%的利润，将60%的利润留给与生意相关的各方。强调做生意先想别人、多给别人一些好处，让顾客多得实惠，别人才会更愿意和你做生意，生意才会越做越长久。在全球化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居四出六”的生意经得以流行，不仅仅是为他人着想的善意表达，更是达到维持生意伙伴长期合作关系之实践智慧；在市场上建立稳定、互信的合作网络有着千般益处，这也使义乌小微商户企业集群得以在海量的小生意中收到“共赢”之利。

▍“普惠”源于草根经济的优势

草根经济是义乌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的实践方式和底色，也代表了中国经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2024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值的55.5%；在民营企业中，90%以上属于中小企业。[10]尽管中小企业因规模有限，或存在“船小难以抗风浪”的风险，但在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内，草根性绝非单纯劣势。在发达国家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全球化的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充满着不确定性，以草根经济为主流的小商品贸易网络以灵活的生产与交易形式，维护着小商品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生态，甚至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的“边缘”突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心”的新格局。

（一）灵活高效的交易方式支撑着市场韧性

义乌市场作为全球小商品价格、潮流趋势等商业资讯的中心，此地的小商户得以更精确把握市场需求，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设计落伍或产品滞销的风险，提高盈利的可能性。处于国际市场最前沿的草根商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的细微变化，从中发现商机并迅速做出反应，将引发世人关注的“全球性大事件”转化为某种商品的订单，乃至爆款商品。如，美国总统大选的应援产品（帽子、旗子等），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的体育用品和周边产品，均能在48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义乌市场中找到货源并出货。义乌商家甚至能根据世界杯等热门比赛的实时结果调整生产和供货策略，迅速响应冷门球队晋级带来的新增订单需求。

草根经济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其核心优势还在于高度灵活的组货能力与销售网络。不同于跨国公司受制于标准化采购流程和生产资质要求，常驻义乌的外商基本上是家族生意，采购、决策没有那么多的程序限制，往往自己说了算，有进货需要时，直接到市场看货、下单。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义乌的草根主体反而表现出“船小好掉头”的适应性优势。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物流系统因常规出货流程失灵发生阻塞，常驻义乌的外商迅速转变交易方式，通过既有的人脉网络整合货源，承接母国市场的大量订单，依托义新欧班列等多元物流渠道快速地将义乌市场的货物发送到世界各地。

草根商贸活动绕过或不受正式制度的（形式）程序约束，以直接互动与关系信任为支撑，构成了以实效为导向的全球交易秩序。如在沟通上，中外草根商人群体间的交易过程根本不在乎语言使用的规范性、正式性，只要能达成买卖成交即可。除了阿拉伯语之外，“散装英语”在市场大行其道，以买卖双方明白彼此、达成交易为目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沟通的效率；在日常讨价还价中，买卖双方常通过计算器报价，或直接在纸上甚至在地面瓷砖上写数字，来回修改价格与规格，反复沟通、协商直至达成交易。

草根经济主导的义乌市场在释放活力的同时，当然也要面对商业交易的种种问题。以支付方式为例，义乌市场曾长期流行不签订正式合同的赊账贸易模式。这种模式在培育小额外商成长方面发挥作用，但卖家会承担货物丢失的风险，买家则需以高于现金结算价格进行交易。[11]为了规避交易风险、避免贸易中断和高额诉讼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买卖双方之间逐渐建立了以“交朋友”或认“兄弟/干亲”为基础的非正式信任网络。一旦出现异议或问题，双方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式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交易中的纷争。于是，义乌出现了“外国老娘舅”充当国际纠纷的调节人。义乌的外籍调解员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帮助协调生意中的矛盾，推动了交易模式、信任关系、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商贸制度多方面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秩序的良性发展。

（二）“贸工联动”与扩大“义乌商圈”

“贸工联动”源于1993年义乌实施的本地发展战略，旨在构建与小商品市场紧密联动的生产体系。生意即生活，市场经营户两手托起市场需求和生产供给的贸工联动网络：市场商户眼睛紧盯着全球市场的变化和需要，生产企业则围着商户的订单安排生产；既有商铺又有工厂的“工贸一体”企业，设计、接单、生产都是“自家的事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响应最新的市场动向，及时灵活地调整产品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贸工联动”模式一方面通过调动市场整体的协调能力，保障了货品设计、生产和出货的高效率；另一方面鼓励小商户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反馈消费者差异性需求，结合创新设计更新产品、推出斩获市场追捧的爆款商品。

服务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贸工联动”范围早已超出义乌本地及浙江本省，覆盖全国乃至全球。借助中国供应链体系高度专业化的效率和生产厂家动态重组的弹性，义乌的小商品不断地巩固其全球性无可替代的优势——兼具价格、品质、生产效率的平衡以及货物的门类齐全。义乌市场商家接到外贸订单后，灵活利用并整合其掌握的供应链资源，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寻找合适的生产厂家，从中筛选出价格、质量、交付速度等方面最优方进行组货，将“设计—加工—交易”等关键环节嵌入到日益复杂化的跨区域分工体系之中。如一家销售女士内衣的电商统计，店内产品来自全国不同产业带的100多家工厂。义乌市场扮演好小商品集散地的角色，将大量的小商品加工业务外发到有富裕劳动力和人工更便宜的地区；加工环节的部分转移有效地控制了产品的成本，同时也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市场内一家专营羊毛毡产品的店铺，一年销售的产品就带动了尼泊尔一个村庄的劳动力就业。数据显示，义乌市场内的110多万户市场主体，联动全国21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拉动了全国3200万人就业。[12]

“贸工联动”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串联起生产链和供应链相关的多种元素，于是出现了“义乌商圈”——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国内外商家/企业和区域市场相互连接、分工协作的经贸网络的不断扩展，也使得受益的草根群体范围不断增加。在这个服务链体系中，包括了国内外小型外贸公司业务员、报关员、货代员、翻译等“商贸服务业的服务者”，以及驻外市场的外派机构或非正式亲友网络负责接洽当地业务，还有司机、搬运工、仓库管理者、货币兑换商等不可或缺的“小角色”。全球化经贸活动在覆盖庞大的草根人群的日常生计中被感知。通过“义乌商圈”对供需资源的汇聚、延伸、重组与开放性共建，义乌小商品的“全球需求”与国内生产资源（高科技赋能产业、剩余劳动力手工作业）结合起来，无形中触发并形成了多元合作的机制，确保了小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多方面优势。

“义乌商圈”的扩大与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物流体系的高效性使义乌拥有了超出预期的聚合效应，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并提高时效。对日成交量达万件乃至十万件的店铺而言，单件仅1至2毛钱的物流差价，日均成本差异就可达上万元。义乌物流的优势不仅在于价格低，更在于时效性强。新冠疫情期间，一位义乌商户说：“同样发往广州，从东阳发货需3~7天，而从义乌发货，今天寄出，明天到（广州）。”在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经销印度特色商品的印度商人菲利普注意到义乌物流网络覆盖全球的便利性和流转效率，将其家族企业的存储仓库设在义乌，把经销的产自印度的商品统一运到义乌，接单后再从义乌发货配送到世界各地，速度更快、费用更低且安全。[13]义乌逐步成为全球采购与经销的重要枢纽，以及全球客商共享的公共资源与开放平台。2023年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年处理量超过1.2亿件，出境目的国覆盖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14]

在不稳定的世界格局让人们对全球化的未来感到沮丧的情况下，来自多方的经贸数据显示，完全摆脱国际生产链和供应链分工的“去全球化”既不符合逻辑也根本不现实。因为即使在后疫情时期、叠加俄乌冲突和特朗普2.0的背景下，各国仍然难以完全转向所谓“安全”的自给自足；而作为小商品的集散地和“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在过去数年间的国际贸易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展示出草根性市场的神奇魅力，以及因践行普惠性商业实践而产生的韧性。[15]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众多来自不同地域/国家的小微商户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形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世界性辐射能力，这种具有明显“草根”底色的“全球化”模式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有着别样的意义。

▍小结：好社会需要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

长期以来，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世界级都市所主导，纽约、伦敦、东京等大都会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枢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支点。[16]这种模式带来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发展机遇受具有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把持等问题。

义乌小商品市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全球化逻辑：一个由草根商人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将普罗大众的生存哲学贯彻于商业活动中，远离华尔街金融精英们的大资本逻辑和跨国商业巨头的压制性定价权，使开放公平的普惠全球化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义乌全球化模式”的独特性就在于：（1）贴近普通人的硬需求，提供各种“全世界老百姓用得起的东西”；（2）“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义乌市场高效满足客户需求的超级能力，维系起与非洲、中东等欠发达甚至陷入周期性混乱的国家之间的脆弱贸易；（3）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来自战乱或政局不稳定国家地区的贸易商，在运作义乌海量货物的过程中不仅个人受益，而且满足了其贸易网络所触及的地方市场民众对货物的多方需求。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模式，与跨国公司或少数利益集团把世界变成投资场所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17]其动力来自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搭建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参与者们自身求生存的需要，“让世界上的穷人享受到富人的商品，并使全球数亿人谋生”。[18]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无到有走到今天，其内在基因是“韧性”。在义乌，我们接触到中外商家、货代、翻译、报关员、电商主播等，听到各种版本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也观察到他们在面对疫情、战乱、美西方国家制裁等全球性商贸冲击时，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挑战。他们“千方百计”地让大大小小的交易完成，货物顺利地出港到港，货款准时到账，然后再促成下一单生意。一位义乌商户老板如是说：“你可别小看义乌，一个城市到底厉不厉害，你要看一个城市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迄今为止，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的关税战已经月余，今年五一长假期间笔者在义乌的酒店、商贸城等地遇到了来义乌采购的各种肤色外国人。这表明即使在美国的关税大棒下，由老百姓生活需求而形成的全球的小商品贸易无法戛然而止。义乌“韧性”的底气，源于世界需要义乌。

义乌小商品市场属于世界，即使生活在战乱地区的老百姓也有日常需求。最后，让我们分享一段与义乌相关的往事：2017年7月9日，伊拉克总理宣布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占据三年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全城解放，很快义乌小商品就出现在摩苏尔，因为敏感的摩苏尔商人早在一个月前意识到ISIS大势已去，提前就在义乌下单了。对于经历了三年ISIS恐怖组织残暴统治的摩苏尔老百姓，来自义乌的小商品是如同急救箱一样的存在。[19]

贸易战让整个世界普遍感到不安。在以鸡毛换糖起家的义乌，流行着这样的信念：“鸡毛很贱，但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鸡毛也很轻，但只要有点风，它就能飞上天。”这就是老百姓版本全球化的韧性所在。

在世界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之际，我们想到《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

编辑 | 吴应娟

参考文献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194）和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及其国际视野”（项目批准号：23VMZ001）的阶段性成果。

[1] 唐诗凝、邹多为：《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占外贸比重首次过半》，新华网，2025年1月13日。

[2] 董易鑫：《2024年浙江义乌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600亿元》，中国新闻网，2025年1月22日。

[3] [5] 列夫·曼吉尔：《“一带一路”和文明多样性：团结与合作、冲突与抗争》，载范丽珠、陈纳主编：《全球化与对话》（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第114页。

[4] Howard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Alfred A. Knopf, 2014.

[6]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7] 陈肖英：《从义乌市场透视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华商网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页。

[8] 萨拉·邦焦尔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9] 杨立赟：《义乌蜕变：从贫瘠县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凤凰网，2019年11月10日。

[10] 辛宇：《多措并举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载《经济参考报》2024年3月13日第8版。

[11] 温美珍：《国际小商品贸易中的信用体系建设：义乌的实践》，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12] 李中文、郭牧龙：《义乌换“衣”记——“世界小商品之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观察》，人民网，2024年07月17日。

[13] 《义乌是印度商人的福地》，金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官网，2015年4月16日。

[14] 《迈入“百亿”时代！义乌市市长叶帮锐为第100亿件快递颁发纪念杯》，浙江省邮政局管理网，2023年12月20日。

[15] 赵春兰、王恕桥、范丽珠：《“世界的义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全球性角色》，澎湃新闻网，2023年12月21日。

[16] 哈罗德·詹姆斯、梁捷：《哈罗德·詹姆斯谈经济危机史与全球化的动力学》，澎湃新闻网，2024年12月15日。

[17] 王义桅：《“一带一路”：再造中国与世界》，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18] Gordon Mathews and Carlos Alba Vega,“Introduction: What i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n Gordon Mathews,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Carlos Alba Vega, ed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World’s Other Economy, Routledge, 2012, p. 10.

[19] 吴子夜：《打跑IS之后，义乌小商品占领了摩苏尔》，观察者网，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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