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日本遭受了两颗核弹，为何对二战的忏悔和反思却远不及德国？,日本核弹炸了几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80年前的今天，上午8点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6小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敦促日本投降，否则将“迎来前所未见的毁灭之雨”。
8月8日晚，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抛开《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并在9日午夜刚过向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发动全线进攻。
几小时后，美国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左图：广岛原子弹“小男孩” / 右图：长崎原子弹“胖子”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对那段历史进行再次梳理，特别对德日这两个战败国对战争罪行的不同反思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并关注到了以前忽略的一些历史细节，特写此文以飨读者。
“宫城事件”
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日本陆军中一些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控制了宫城（即现在的“皇居”），试图扭转局面，史称“宫城事件”。
日本军政两界中也有不少人希望继续战争，或至少达成能保全天皇制的有条件投降。但面对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民众的苦难，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破例亲自站到了台前。他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愿意接受盟军条件，结束战争。这番话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令许多日本帝国军人为之震惊。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Anami Korechika）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将继续抵抗视为维护日本荣誉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又视对天皇的忠诚为臣子的义务。与军内激进分子不同，他不是简单地拒绝投降，而是希望内阁能再次向盟军确认投降后皇权维持不变的承诺。
叛乱者控制皇宫后，畑中等人弄清了《终战诏书》录音已经完成的事实。为了找到天皇的录音胶盘，畑中、古贺等人决定继续守住皇宫，并命令近卫兵对宫内省展开搜索。但由于近卫师团平日驻守在皇宫外围，对宫城内部缺乏了解，因此搜索进展缓慢，一时没找到录音盘的藏匿处。
为了赢得更多的声援，政变者到最后一刻都在试图争取内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这位关键人物的支持，但阿南明白，违逆天皇将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故多次予以拒绝。由于缺乏陆军高层和多数军事指挥官的支持，叛乱者很快陷入孤立。
畑中与另一位同谋最终在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切腹自尽 影视剧照
8月15日凌晨，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成功进入皇宫，迫使叛军投降，终结了这场政变。畑中被捕前还与一位同谋一起沿着皇宫四周散发号召继续抵抗的传单，最终在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切腹自尽。
正午时分，天皇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全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普通民众首次听到天皇的“玉音”，只不过这“第一次”却是宣布日本投降，因而震撼极大。一时间，日本上下普天同哀，切腹者众。
当天傍晚，内心撕裂的阿南惟几已有赴死的打算。凌晨5时许，阿南切腹自裁，过程非常痛苦。他死前留下两份遗言：一份以军人的身份，落款“陆军大将”，内容为“深受君恩身，无言可遗世”；另一份以阁员的身份，署名“陆军大臣”，内容为“一死以谢大罪”。
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大罪”既可指“无能以致战败之罪”，亦可指“未能对政变加以制止之罪”。鉴于对阿南履历和个性的判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后者。
这惊心动魄的10小时被日本导演岡本喜八搬上了银幕，电影片名为“日本最长的一日”，揭示了日本领导层和社会在战争末期的深刻分裂。
“女武神行动”
1944年，深陷战争泥潭的纳粹德国已显颓势，尽管宣传机器仍在鼓噪，但败局渐明。在这“至暗时刻”，一个以高级军官为核心的抵抗运动正在计划推翻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他们的行动代号为"女武神计划”（Unternahmen Walküre）。
该名取自北欧古老神话中的“女武神”，她负责引领战死者之灵魂前往英灵殿，以让他们为了参加末日之战（诸神之黄昏）做准备。
该计划最初并非为政变所设计，而是国防军早在二战初期就制定的一个应急预案，即，如果战争爆发后出现平民暴动、战俘骚乱或敌方破坏行动等特殊状况，国内驻防军将接管关键设施并恢复秩序。
以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冯·特雷斯科少将（Henning von Tresckow）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Friedrich Olbricht）为核心的军官团队，自1943年起巧妙地利用这套业已存在的应急机制，并将其改造为政变计划的一部分。
1944年7月15日，施陶芬贝格（左一）与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在一起。摄于拉斯滕堡的希特勒大本营“狼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