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印度为何也开始在涉台问题上反复横跳？,印度为什么发起挑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卓】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应邀访问印度并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双方围绕边境问题展开沟通并释放积极信号，印度媒体乐观预期相关领域或迎来“早收成”。

然而，会谈后中印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述却成为舆论焦点：

根据中方通报，印方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有印度官员很快澄清称立场没有变化，并强调将继续推进同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

印方前后不一的表述，不仅削弱了本轮中印外交接触的积极氛围，也揭示出印度在涉台问题上的真实操作逻辑：在话语上制造模糊空间，在实践中尽可能拓展对台合作。

一、利益驱动下的对台合作

在官方话语层面，印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反复、模糊，既通过模棱两可的措辞回避明确承诺，又在实务上尽可能推进与台湾地区的经贸和安全合作，形成话语与实践脱节的局面。

从经贸层面看，2023-2024财年印度与台湾地区的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相比前一财年显著上升；贸易结构以电子零部件、机电设备与资讯通信相关产品为主。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对印直接投资在2024年持续增长，已有约200家台企投资45亿美元，在印创造17万个岗位，台商在印产业布局的存在感日益突出。

印度深知，若要推动“印度制造”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必须借助台企在电子产业的技术和经验。以半导体合作为例，印度政府2024年2月批准塔塔电子与台湾力积电（PSMC）在古吉拉特邦多雷拉（Dholera）建设12英寸晶圆厂，这被视为“印度制造”的关键里程碑之一。与此同时，富士康、和硕等台企在南印的扩产，使印度该财年iPhone出口额达到120亿美元，占手机出口总额近四分之三。印度高层口中的“战略自主”，在这一现实面前更像是一种建立在外部力量支撑上的被动依赖。

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资料图：彭博社

劳工议题则成为双方合作的新领域。2024年双方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MoU），首批约5000名印度劳工或赴台就业。此举既能帮助台湾缓解制造业“缺工”困境，也让印度在劳务输出中获得汇款和利益绑定效应。即便协议在印度国内引发抗议，印度仍推动落实，显示其对台湾已从边缘议题转向必须维系的筹码。表面上这是“就业出口”，实则折射出印度在国际产业承接与劳动力吸纳能力上的局限。

在经贸与劳工合作不断拓展的同时，印度与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层面的互动也悄然升温。

2023年起，包括退役高级将领在内的安全政策圈交流日渐活跃。2024年，印度联合服役研究所（USI）与台湾防务部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INDSR）在新德里举行台海兵棋推演与对话，重点探讨冲突外溢风险与联通安全等问题。这类互动虽未跨越正式外交红线，却已呈现出“准官方化”的安全氛围。

部分印度资深外交与安全人士甚至已公开主张，台海局势外溢影响将直接关系印度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如印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Dhruva Jaishankar）直接宣称，“台湾的回归将大幅增加亚洲单极化的可能性，而印度绝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台湾的未来对印度至关重要。”可以看到，在印度战略界眼中，台海问题已从“遥远话题”，转变为可能直接影响本国安全环境的现实因素。

综上，经贸、劳工、安全层面的同步推进，使双方互动早已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畴。本轮中印外交接触后，印方关于台湾问题表态的前后差异，本质上正是印度在口头上保持谨慎、行动上却不断突破底线的写照。

印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

二、印度的两面话术

表态上不作新的明确承诺，实践上不断拓展与台湾地区的交往，印度的这一策略并非偶发，而是近年来有据可查的趋势。

近年印方在对外文本中通常不主动重复一个中国原则，被问及时多以“立场一贯”“众所周知”回应。比如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后，印方公开表示“无需反复重申我们的一贯政策”。这种模糊态度在国际舆论场中也有迹可循，当国际媒体聚焦印度与台湾地区合作进展时，印度官方发言人往往选择避重就轻，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应对，既不否认与台湾地区日益密切的往来，也不明确表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试图“灵活”地在灰色地带游走。

印度在其国内舆论宣传上也下足功夫。一些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台议题时，采用春秋笔法，将印度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遵循诠释为“受中国压力被迫表态”，而对与台湾地区的往来则大肆渲染，塑造出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形象，误导国内民众，为其模糊策略提供舆论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