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这轮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重启投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鹿鸣】
今年7月的两场会议,为中国城市的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基调:
一场是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是时隔10年中央再次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
另一场则是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强调要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
城市建设为了谁,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城市?也许在经历了上一个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后,在目睹了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功过是非后,人们可以更好地沉淀下来思考最为本质的问题。
2015年和202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强调了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承载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但两次会议的区别也很显著。
首先,两次会议召开时国内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及面临的压力不同。十年前,GDP增速在7%左右,面临普遍性产能过剩。十年后,GDP增速在5%左右,面临消费不足,同时生产型企业内卷化严重。
其次,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日益显著。十年前城镇常住人口7.5亿左右,城镇化率约为55%。十年后城镇常住人口9.4亿左右,城镇化率已达到67%。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2.97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占总人口的15.4%。与此同时,全国出生率也从十年前的12.4‰降至如今的6.8‰,自然增长率则从5.2‰跌至-0.1‰。
最后,从两次会议通稿的篇幅和侧重内容来看,房地产工作的篇幅越来越少,对城市工作的承载力也越来越小。十年前的会议虽只字未提“房地产”,但工作重点以及后来的实施都是围绕房地产展开。而十年后的会议只将房地产发展作为城市工作7大重点任务之一,尤其强调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应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壮大并重。
总体而言,城市化发展已转入完善功能、修复生态、注重全面协调的人民城市建设阶段,房地产也将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降级为城市功能完善与发展的组成单元、人民生活居住的舒怡场所。
宏观经济分析中,投资、出口和消费是国民经济“三驾马车”。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中某一项“火车头”,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过去十多年则经历了“投资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阶段。那么,未来中国经济靠什么?似乎大家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消费拉动”。但如果深究一下,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非共识。
换言之,“靠消费拉动经济”这个共识是基于投资和出口短期内无法改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选。但这并不意味着靠消费拉动经济就是最优的选择、唯一的选择。
首先,目前我们恐怕正是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是1.27万美元,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2021年人均GNI是1.24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也就是说低于高收入门槛。2022年中国人均GNI是1.26万美元,还是“接近”高收入门槛。2023年中国人均GNI是1.26万美元(同比下降0.1%),而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38万美元;2024年人均GNI是1.34万美元,我们仍未企及。目前,我们徘徊在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以下,与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差距非常大,距离“消费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还没有考虑国内区域、产业等诸多方面造成的收入差距,总之,目前居民收入水平受限,制约了消费,而短期内无法摆脱消费力不足。
其次,我们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阵痛,居民就业稳定性欠妥,收入无法稳定且持续。此外,还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下降并非因为“供给能力”受限,而是需求端受阻导致,一旦需求端境况好转,投资和出口会有明显反弹。
以前的城市化注重中大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则强调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14亿人口中,已经有9.4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中,还剩下3.6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从“人的发展”层面讲,是因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待加强。
十年间约有1.9亿人因求学、务工、婚嫁等诸多原因进城,这些人群都要面临就业问题。近些年,网约车、快递和外卖、直播等新型就业岗位容纳了大量“新市民”,就业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但就医、就学以及休闲、娱乐等生活化需求不能一直被忽视。这正是接下来要做的城市工作,其实具体内容早在2025年3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于6月9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 》中做了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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